曾狂熱頌毛 醒悟時反左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是戰國時詩人屈原（約前340—前278）的夫子自道。或可移置於當今北京的體制內改革派：在漫長、艱難的日子裏，他們探討毛式社會主義體制的弊端、思索改革之路。2月16日病故於北京的李銳（1917—2019），就是備受關注的一位。
從1950年代前期狂熱頌毛的政治宣傳者，到晚年（1989—2019）全面否定文革（1966—1976）、批毛的思考者，是李銳從頌毛到醒悟的轉變。
他扮演了社會批判的角色。他不只批判毛的個人集權，家長制一言堂，還觸及私德如「敢想敢幹」和「破壁內試婚」。
一二九運動 延安老幹部
在八寶山，北京官方為李銳舉行正部級告別儀式，新華網於2月28日發簡短訃文「李銳同志逝世」，並無「評價」之詞。
1950年代前期，李銳的頌毛傳記《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是當時「思想教育」的政治教材。1979年後的著作則截然不同，歷史文獻價值頗高的《廬山會議實錄》（1989）、《「大躍進」親歷記》（1996），述評毛的極左禍害（1958—1960）。後來，他出版了《李銳反左文選》、《李銳口述往事》等。這些著作，是社會批判者的一個標誌。
從頌毛到醒悟，與政治運動中的思考有關。李銳是1935年一二九運動參加者，「一二九」和「民先隊」骨幹多半是左傾大學生，把社會主義革命視為「救國」之路（註1）。其中，姚依林、黃華後來成為中共「黨和國家領導人」，黃敬、蔣南翔、李昌、于光遠和李銳等成為正部級高幹。
抗戰期間，李銳在延安參與《解放日報》編務。1948年，先後任高崗、陳雲秘書，他們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要人。
1949年後，李銳在湖南工作，任省委宣傳部部長。
1952—1959年，在政務院／國務院的水利或水電部當局長、副部長，一度兼任毛的秘書。
當過毛秘書 北大荒勞改
1959年夏天，李銳參加廬山會議，批評大躍進偏失，因此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流放北大荒等地勞役。
李銳後來的醒悟，與20年的流放、囚禁有關。不斷的政治迫害，激發他思考；在勞役中了解民眾的疾苦，又加深對體制弊端的認知。此外，曾任高、陳、毛的秘書，使他了解毛的權術和高層政治鬥爭的殘酷；這種「臨場經驗」，催生反思和醒悟。
李銳撰〈他是講究做人的〉一文，稱曾彥修（人民出版社社長）「是黨內覺悟得早的老黨員」。
「我覺悟比較晚」。他說：1959年廬山會議後「第一次有點覺悟」，「文革才第二次覺悟，……1989年風波才第三次覺悟」。文革時（1966—1976），他被關入北京秦城監獄8年（1967—1975），這是最長的囚徒生活。
所謂覺悟，就是不再盲信、頌毛，正視並思索體制弊端、體恤民疾。在醒悟中，成為緊握筆桿的社會批判者。
李銳的角色特徵，或可以「六反」概括：反家長一言堂，反個人崇拜（個人迷信），反極左折騰，反三峽上馬，反開槍清場（指處置八九學潮），反漠視民疾。
他和思考群夥伴的理想，是制約公權、保障民權的憲政民主之路；思考群夥伴有李昌、于光遠、曾彥修、許良英、蔣彥永等。
中顧委四人 六四反開槍
八九學潮時，中共高層對處置學生有分歧，總書記趙紫陽、常委胡啟立和人大委員長萬里等，主張以和平對話方式平息學潮。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李昌、李銳、于光遠和杜潤生（均正部級）等，對軍隊進城戒嚴有戒心，呼籲不要向學生動武。老一代軍人蕭克、張愛萍和大學校長江平等，亦傾向「和平解決」的取向。
1989年6月4日，軍隊奉命開入天安門「清場」後，持「和平解決」意見者大都受審查，中顧委一批「老左」聲稱要開除李昌、李銳、于光遠、杜潤生的黨籍。
後來，第一代元老陳雲（1905—1995）說，這4人是在黨的會議上發表意見的，不應開除黨籍。他們才「過關」。
李銳的「八九風波」雖獲平息，但後來因批毛反左備受極左派攻擊。
四千人大會 議論毛私德
李銳對毛的批判，可歸納為四關鍵詞：和尚打傘，整人鬥爭，極左禍害，品德爭議。
關於毛私德差的爭議，是中共黨內敏感話題。1980年的4000人大會，是文革之後真正的「黨內大鳴放」。不少高幹的發言，觸及左禍與毛個人品德。
不少發言人稱，文革是赤裸裸的整人、報復；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的夏衍說，毛「拒諫受諂，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綿裏藏針」；曾任國防科委主任的張愛萍說，毛「言必稱秦始皇」；曾任副總理的方毅說，毛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連朱元璋也不如他（註2）。
在會議後期，鄧小平阻止高幹談毛的個人品德。但是，李銳在後來的文章、出版物仍議論毛的品德。他引黃克誠（曾任總參謀長）的話，說毛「任人唯親」。
引毛妻日記 觸及毛蠻幹
李銳又說，毛是「很極端的個人，一切反常的事情他都敢做。譬如，他和楊開慧結婚前施行試婚」，「住在船山學社……隔壁都是板壁（按：香港稱板間房），有縫，有的地方隔壁房間是能看到的……那裏的其他人就攆他們走。」
李銳說，這是楊的閨中好友李淑一告訴他的。毛有一首詞有「我失驕楊君失柳」之句，前半句指楊開慧被湖南軍閥何鍵處決，後半句的「君」指李淑一。
他還提到：「前些年湖南修復毛的故居，發現了楊開慧在房頂夾縫內的日記，楊的日記裏寫毛連自己的堂妹都幹，說毛是政治流氓、生活流氓」（註3）。
毛在政治層面的「和尚打傘」──無髮（法）無天，就關乎我行我素、不受約束的個性，旁若無人和「敢想敢幹」、「天翻地覆」的亢奮（如破壁內試婚）。李銳說，毛隨心所欲，「什麼事情都敢幹」，「人民的利益都不放在眼裏」。
似和尚打傘 列寧加秦皇
李銳的文章，常提毛的個人集權、個人崇拜與凌駕組織之上，說毛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斯大林）。他寫打油詩：
「雙百方針剛起頭，忽然反右乃陽謀；自誇無法無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前兩句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偽命題，「引蛇出洞」的陽謀才是事實；陽謀使許多知識分子受整、囚禁、強制勞役。暴露毛言而無信，不守承諾，如同和尚打傘，無髮（雨傘之下是光頭）無天（無法度）。
和尚打傘、個人崇拜之弊，並不因文革結束而消失。李銳感慨這幾年文革局部回潮，在上述兩首詩的第二首曰：
「階級鬥爭狠狠抓，秦皇馬列管中華，個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國家。」
此詩之意涵是：這幾年天天喊鬥爭、敵對勢力，重複毛的階級鬥爭論；雖然個人極度集權和個人崇拜又來了，但不能靠「邪教」（個人崇拜）治國。李銳說，英文cult是個人崇拜也是「邪教」。
「和尚打傘」既使社會遠離法治之道，也加劇個人極度集權的弊端；在家長制、一言堂之下，極左禍害無窮，從暴力土改、鎮反，到奴化農民的人民公社、弄虛作假的大躍進和全民煉鋼、全民浩劫的文革，民眾備受左折騰，乃至蒙冤、家破人亡。
說極左禍害 記飢餓慘像
在李銳的政論文集中，反左的話題特別重。
在《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他比較系統地批判毛晚年的「左」思想，主要是1957—1976年的「左」（實際是極左）。他認為，把階級、階級鬥爭絕對化，把階級鬥爭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是導致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禍害的主因。
他分析，左禍不斷延續與權力體制有關，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個人崇拜又把領袖「神化」，形成黨內個人專斷的局面（註4）。
社會上常見的左禍，是飢餓和缺褲子（註5），農民像農奴。李銳記述耳聞目見的左禍，常有大飢餓的場景：
「北大荒當地農民也非常苦，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給我看他的手，都變了形，彎曲着，根本伸不開。當地老百姓甚至懷念日本人統治的時代：玉米餵牲口。日本人不吃肥肉，老百姓可以撿他們扔掉的肥肉吃。跟我一起勞動的一個老頭，頭天還在一起幹活，第二天就死掉了，最後的遺言是：真想喝一口稀飯啊！」
「我在北大荒認識到，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餓。日本人統治東北，沒有把老百姓搞垮。解放後農民生活實在太苦了。後來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還聽到那裏的公社書記說，三年困難時期，有人餓得把兒子殺了吃了，被槍斃了。我真正是看到大躍進、人民公社造成的惡果，自己幾乎被餓死，有切身體會。」（註6）
大飢餓的場景，對李銳的社會觀察影響至深，他後來對「左」的持續反思、對毛極左在想的批判，與此有關。
註1：丁望：〈「一二九」與「民先隊」：1935至1938年的中共學生運動〉（在學術研討會宣讀的論文，1981.8，台北）。
註3：《李銳口述往事》，大山文化出版社（香港，2013），頁410—413。
註4：李銳：《毛澤東的早年與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貴陽，1992），頁276—305。
註6：李銳：〈九九感懷〉，《炎黃春秋》（月刊，北京），2015年第5期，頁21。
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附表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