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放政策4.0

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在開放政策方面出台了諸多政策議程。這些新政策議程表明中國的開放政策已經進入了4.0版。十八大之後,首先出台的是自由貿易試驗區政策,之後建立了11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在此基礎上,十九大之後,又加上了海南自由貿易港試驗區。

近年來,歐美在內部分配機制出現問題、社會高度分化的情況下開始盛行貿易保護主義、經濟民族主義等,與全球化背道而馳,而中國則大力提倡進一步的全球化。習近平在達沃斯經濟論壇和博鰲亞洲論壇等多個場合,宣示了中國政府繼續推動全球化的決心。同時,中國本身則加快了開放的力度。

儘管表面上,一些人認為中國近來的開放是因為面臨來自美國的壓力,但實際上中國或許通過利用外在環境變化所帶來的壓力進行主動開放。很顯然,進一步的開放是中國可持續發展所需。新一波的開放政策包括建設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經濟大平台、修改外資投資法、知識產權保護、降低關稅等等,可說是全方位的。

中國如何從開放政策的1.0版走到今天的4.0版?在很大程度上說,中國自近代被西方打開大門之後,開放一直是大趨勢,無論是被動的開放還是主動的開放。改革開放之前的毛澤東時代被視為是封閉政策,但當時的「封閉」政策是有其深刻的國際背景的,主要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對中國構成的安全威脅。

儘管當時的中國領導層可以說「不得不」實行封閉政策,可一旦有開放的機會也不會放過。因此,中國並沒有什麼困難和美國建交。之後,在華國鋒時期,中國已經開始了開放政策,儘管當時被批評為「洋躍進」(或者「洋冒進」)。在一定程度上,華國鋒的政策實際上反映了當時的中國對開放的逼切心態。

1978年中國正式進入今天所說的「改革開放」時代。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把開放和改革放在同等的位置,可見開放的重要性。但「開放」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時的中國處於鄧小平所說的「貧窮社會主義」狀態,經濟發展水平低(短缺經濟),資本高度短缺。同時,改革開放的主要目標就是發展經濟和現代化,而這些又需要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

「請進來」政策後的改革

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重大的判斷,即和平與發展是世界大趨勢。這個判斷既是中國對世界的期望,也是中國自己努力爭取的目標。中國到今天為止仍然強調的「發展機遇」的起源就在於此。

發展經濟需要資本。因為資本短缺,中國實行了「請進來」的政策,即主動打開自己的大門,讓外資進入中國。西方資本當時對中國還是抱高度的懷疑態度,首先進入中國的是海外華人資本,香港、台灣、澳門和新加坡。中國擁有大量的海外華人,這是中國的優勢。

從統計上看,西方資本只是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中共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之後,才開始有規模地進入中國。為了吸納外資,中國確立數個沿海經濟特區,讓外資享受一些「特權」。這在當時被視為是激進之舉,被一些左派人士批評和攻擊。但開放是大勢所趨,之後沒有任何批評能夠阻礙開放政策。從80年代到今天,儘管對開放的批評成為常態,但開放本身也成為了中國的常態。

光「走出去」卻沒有「請進來」,就會使得內部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亞新社)
光「走出去」卻沒有「請進來」,就會使得內部經濟發展不可持續。(亞新社)

如果「請進來」是開放政策的1.0版,那麼90年代開始的「接軌」是開放政策的2.0版。1980年代,中國也花了很多努力加入關稅與貿易總協定(GATT,即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但因為內部阻力太大,並沒有成功。中共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概念的確立,為中國的開放政策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和動力。為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中國主動實行「接軌」政策,即主動修改本國的法律、法規和政策以契合國際社會的標準。

中國努力不少,修改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從制度層面積極加入國際貿易體系。「接軌」政策對中國方方面面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在9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匹配的經濟制度體系,並通過和有關國家(尤其是和美國)的艱苦談判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接軌」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也不是很容易。當時,中國國內不少人大呼「狼來了」,無論在意識形態層面還是實際利益層面,阻力不少。但「接軌」和加入世貿組織,可說是中國抓住了二戰之後最大的一個發展機遇,改變了中國的全貌。

二戰結束之後,美蘇兩國很快就進入冷戰,兩個陣營互相對峙,有效阻礙着資本在全球範圍內的流動。儘管西方專註於其內部的發展,但因為西方經濟愈來愈體現為官僚經濟,到80年代出現了發展瓶頸。於是,1980年代同時在大西洋兩岸發生了英國戴卓爾經濟革命和美國列根經濟革命,兩場革命的性質是一樣的,即在私有化基礎之上的資本自由化。這場革命也擴展到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私有化在西方內部的效應很有限,因為「一人一票」制度的存在,政治人物很難把國家從公共領域撤回來。但西方資本自由化在國際舞台上則找到了充分施展的空間。

這主要是因為90年代初蘇聯東歐共產主義陣營的解體,以及中國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後實行的大幅度開放政策。也就是說,中國抓住了百年不遇的機遇。這也就使得中國成為自90年代以來這一波全球化的主體之一。在這波全球化之後,到現在還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可預見的未來還能出現類似的機遇。例如,這些年來,印度也希望步中國後塵,通過全球化來促成國內的發展,但印度人發現國際資本已經沒有了後勁。儘管印度被西方政府和媒體視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也大肆吹捧印度,但西方資本並沒有大量進入印度。

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是90年代「接軌」和加入世界貿易體系的產物。因為大量西方資本的湧入,中國很快就成為世界製造業基地,把西方的資本、技術要素和中國的勞動力、土地要素有機地結合起來。這造成了幾個方面的經濟奇跡,包括中國實現了長期的兩位數增長、在短短時間裏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最大的貿易國、最大的外匯儲備國等。但就開放政策來說,最重要的變化莫過於中國從資本短缺經濟體向資本剩餘經濟體的轉型。所以從本世紀初開始,中國的資本開始「走出去」。

資本的「走出去」構成了中國開放政策的3.0版。世界經濟史表明,對一個國家可持續經濟發展來說,資本的「走進來」和資本的「走出去」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自由貿易和投資是經濟發展的要義,而關鍵在於資本的流動。儘管中國「走出去」的資本包括國有資本和私營資本,但中國資本和其他國家的資本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不同,即資本總是流向那些有利可圖的地方。所不同的是,當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時候,世界上大部分的經濟空間已經被西方資本所佔領,中國資本只好走向那些條件並不那麼好的地方,包括那些政治不穩定甚至經常發生戰爭的地方。

十八大以後,中國開放政策4.0版開始形成。和以往版本的開放不同,4.0版兼具「請進來」和「走出去」要素,是兩者的系統化和兩者之間的有機結合。就「走出去」而言,以往也都是市場需求導向的,但比較零星,不具有系統性。十八大之後形成的「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在以往「走出去」的基礎上的系統化。一帶一路較之以往的「走出去」具有了更大的動力,因為它結合了中國剩餘資本、產能和所擁有的基礎設施建設技術。

「走出去」關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

「走出去」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但「走出去」已經不再僅僅是為了自己的可持續發展,而且也反映出中國作為第二大經濟體所需要承擔的一份國際責任。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是世界經濟失衡的產物,危機發生後,儘管各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世界經濟仍然處於不平衡狀態。西方國家因為其內部問題,開始搞起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但這無助於世界經濟的再平衡,要平衡世界經濟就需要新的增長點。

就經濟增長來說,西方經濟體仍然重要,但並不能忽視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增長潛力,並且很多發展中國家自二戰以來一直陷於不發展狀態,它們多年來所期望的就是經濟增長。一帶一路主要針對的是發展中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滿足它們的發展需要。

很清楚,一帶一路沿岸沿邊大都是發展中國家,很多甚至是低度發展國家。一帶一路的重點是基礎設施建設,而正如中國本身的發展經驗所顯示的,基礎實施建設對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基礎設施建設本身就是經濟發展,而它又是其他方面經濟發展的前提條件。

而「請進來」則直接關乎到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光「走出去」卻沒有「請進來」,就會使得內部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從國際層面來說,中國本身的可持續發展是中國對世界經濟體的最大貢獻。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後的很多年裏,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在40%以上。十八大以來,儘管中國經濟下行,但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仍然佔了30%。要維持穩定的經濟增長,「請進來」是必須的。從自由貿易試驗區到自由貿易港試驗區,再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可說都是這方面的反映。

這裏當然也有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內容。今天,各國對優質資本和技術的競爭趨於激烈。西方搞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也不是要把自己孤立起來,而是為了吸引優質資本和技術的回流。就中國來說,如果大國之間的競爭不可避免,那麼經濟競爭是最好的競爭,最終會取得一個雙贏格局;而軍事和戰略競爭則是最壞的競爭,經常導向衝突甚至戰爭。因此,中國無懼和美國的經濟競爭。更為重要的是,在目前中美貿易衝突的局勢下,只要中國自己不關起門來,沒有國家可以把中國的門關起來,封閉中國或者圍堵中國。構建世界級經濟平台可以在吸引西方優質資本和技術的同時,避免西方對中國的圍堵。

就中國內部來說,早年經濟體量小,幾個項目投入就可以促成經濟增長。但就現在的體量,中國已經不再是項目經濟,而是需要更大的經濟平台或者市場。從這個角度說,無論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還是粵港澳大灣區都是建設大市場經濟平台的內容。

構建世界級經濟平台還具有重塑世界貿易規則的含義。中國的選擇是先「接軌」世界體系,再在體系內改革不合理的規則。這不是說中國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修正和改革現行規則,而是現行規則需要與時俱進。因此,在修改規則時,不是中國一家說了算,而是通過多邊主義來修改現行規則。在開放4.0版本時代,在規則方面,中國又具有了新的內容。

一方面,中國通過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和一帶一路等多邊機制對現存國際規制做補充。另一方面,中國期望通過國家內部的大平台建設來探索和深化自由貿易規則。這尤其體現在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上。歐盟的建設不僅對歐盟的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對世界自由貿易體系建設做出了貢獻;中國在實施「一國兩制」的粵港澳進行大灣區建設,不僅僅是為了這個區域的發展,也是對區域自由貿易制度的探索。一旦成功,也同樣會對世界貿易體系做出貢獻。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鄭永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