際此聖保祿醫院120周年誌慶，開展計劃重塑歷史足跡。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夏其龍神父的團隊，一開始就以本院歷史並列於香港社會和醫療制度發展的背景，作為比較和研究對象。這使得本書有別於敘事性歷史紀要，而更能從人文科學的角度，勾劃出本院作為一家私營醫院，如何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站穩陣腳並蓬勃發展。本人在公營系統從事醫療管理多年，包括曾任香港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及後於中文大學教授醫療制度及管理，加盟聖保祿醫院任醫務總監也一段時間，數十年來見證了公私營醫療的急劇變化。感謝夏神父的邀請，在此以醫療管理的角度，嘗試作一總覽式回顧。
聖保祿女修會響應聖召由法國派遣修女來港，在特定的時空下創辦醫院服務，乃出於惻隱和奉獻之心。隨着社會進步和政府角色的演變，加上現代醫療科技高速發展，使修會營運醫院也必須不斷適應，推陳出新，與時並進。上世紀九十年代政府醫療政策出現劃時代的轉變，一度威脅私營醫院的生存。10多年後卻又因各種環境因素，出現私院床位供不應求。及至最近，社會的焦點已發展到注重醫療素質、防止失誤，及機構的社會責任等問題，成為醫院面對的新挑戰。
下文嘗試分析本院如何因時制宜，於不同的歷史階段，在宗教主旨、社會
因素、醫療專業發展、管理操作，及市場營運方面取得平衡。且運用不同策略，使醫院得以持續發展和進步。
慈善辦醫
當聖保祿女修會四位修女在1848年剛踏足香港，此地仍是落後的早期英國殖民地。眼前的苦難使她們立即興辦孤兒院，收容眾多的棄嬰（大部分為女嬰）。當時政府主力發展經濟及房屋，相較起來，醫療在公共政策上受注重程度較低。即使到二十世紀初，政府的衛生政策仍以公共衛生和防疫為主，即防止傳染病爆發，及提供健康的勞動人口，以支持社會經濟發展。（註1）市民若患重病而需入院治療，便有賴各傳統慈善團體和宗教團體提供的護理服務。聖保祿修女於1898年開始提供醫療服務，就是在這背景下發生。醫院主要提供護理和關愛服務──當時的西醫絕大多數私人執業，主要是外國畢業的洋人或華人，而且收費不菲，一般百姓只能看中醫。修會營運醫院，要跟私人執業的西醫合作，包括一群德國醫生到我們「法國醫院」（本地人對醫院的暱稱）應診。至1914年修會考慮購入銅鑼灣棉織漂染廠改建醫院，初期亦是商量與德國醫生合資，只是後來作罷。（註2）
角色轉變
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醫療制度已出現很大變化。公營系統變成由「龍頭」政府醫院和十多個不同團體營運的「補助醫院」分庭抗禮。財政充裕的政府越能向市民提供福利服務，包括基本醫療，因此傳統上私營醫療的慈善事業逐漸被政府取代。現代醫療科技的發展，使得營運成本愈來愈高昂，因此非政府團體辦醫往往亦須依靠政府「補助」，代價是自主權的削弱。這情況到1990年成立醫院管理局（下稱醫管局）時，更發生了質變。「補助醫院」的辦醫團體基本上把醫院管理權拱手讓出，以換取長遠資助及提升員工待遇，公營系統則進一步整合壯大。香港若干慈善團體和教會興辦的醫院，都走上這道路；而聖保祿醫院則一直選擇維持獨立經營。
醫管局成立之前，公營醫院醫療素質參差，環境惡劣，輪候時間長，但非常廉宜。私營醫院面對醫療科技成本上漲，若不願變成「補助醫院」，便須靠收費維持。客觀形勢漸漸造成截然分割的兩個水平──即私營醫院的病人主要為中上階層，以自付形式接受較高素質的服務；而低下階層病人則只能忍受公營醫療的缺點，以享受高補貼的服務。翻看本院歷史，七、八十年代的產科病人可分為兩種，入住「大房」的很多都由助產士或護士接生，到生產過程若出現問題才急忙找醫生。入住「私家房」的則是預先到醫生私人診所做產檢，到入院生產時亦由該醫生接生。兩種病人所負擔的費用當然差別甚大，醫院也可說是廉宜與高端服務並舉。但隨着醫療進步和期望上升，由醫生接生變成常態，低成本的產科模式慢慢消失。
醫療專業的分科趨勢，不斷形成質量與成本同時上升。誠然，聖保祿修會對慈善濟眾的目標仍有堅持，主要表現在門診醫生診金依然廉宜，及對個別經濟有困難的病人豁免部分費用。但在沒有政府資助的現實情況下，慈善贈醫無可避免受到限制。
醫療人力市場
香港涇渭分明的公私營醫療體系，除主要服務不同階層的病人，也表現在醫護人力市場的生態上：即大部分醫生在公營醫院培訓一段時日後，便往私人執業，以獲取更佳工作滿足感和收入。從前做醫生是天之驕子，因本港人口急速上升但醫生供應有限，造成人力市場的傾斜，私營醫院須仰賴客席私家醫生帶來病人。本院首三任醫務總監在中環都有自己的私人診所，同時亦在聖保祿醫院應診。首任總監羅理基爵士一家住在醫院，在某程度上他亦是「駐院醫生」。晚上醫院病人發生緊急情況，又或由護士接生的產婦出現生產問題，都是找他，有時候也不一定收到醫生費。 對醫院而言，聘請全職駐院醫生當然有好處。問題是很多醫生離開公營系統，都希望自由開創個人事業，而非繼續當醫院僱員。但醫生出外開業初期，往往需要一段時間才有穩定病人數量，收入相對不穩定，而先加盟私營醫院可憑藉醫院名氣迅速建立口碑，或可作為私人執業的踏腳石。
聖保祿醫院在香港首創私家醫院駐院醫生制度，由最初只有一位駐院醫生發展到現在總共30多位。即使如此，現時住院病人之中，仍然是客席醫生的病人佔大多數。九十年代中，醫院無法找到放射診斷醫生到診，甚至要通過介紹，尋求澳洲一個醫療集團提供醫生到港，以避免服務中斷。剛巧派來的是港人移民李醫生，他後來就變成了本院駐院醫生。由此可見，醫院與醫生存在着互動，要吸引足夠人才提供高質量醫療服務，的確煞費思量。
引進醫療科技
醫院服務的發展，同樣需要醫生的領導和參與。現代醫療科技日新月異，病人對私營醫院服務有一定的期望，不能與時並進的話很容易被淘汰。閱覽本院歷史，通常都是專科醫生向醫院推薦新科技，希望醫院引入。可是購買先進設備涉及龐大資金，而且新科技的使用率和投資回報存在不確定性，甚至有可能被更新的科技取代。修會面對這些重大決定，較穩妥的辦法就是與相關醫生合伙投資，共同分擔風險和回報。這樣一來，醫院得以獲取醫生專業意見，儀器的使用率又得到保障。醫生方面，則既可使用先進儀器進行治療，又有機會賺取投資回報。有需要的病人，則因而受惠於先進科技，可說是一個多贏方案。
在這方面，聖保祿醫院有輝煌的歷史：引入香港首台電腦掃描機（1977），首台體外碎石機（1985）和首台磁力共振儀（1989），都是透過這種模式進行。為此醫院出現了不同的「中心」和公司，具體合作形式各有不同。除與上述的先進儀器有關的電腦掃描中心和泌尿科中心外，其他例子還包括心導管實驗室、內視鏡中心、組織病理部、眼科中心、腎透析中心（與透析專業公司合作）、牙科中心等。到最近十年左右，隨着修會漸漸掌握經驗，而內部人員的管理能力又有所提升之後，醫院才逐步取消這些合作形式，令管理運作更為一體化。
註1： Derek Gould, “A Historical Review: The Colonial Legacy,” in Hong Kong’s Health System—Reflections, Perspectives and Visions, ed. Gabriel Leung and John Bacon-Shon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17-20.
註2：見本書第一章「遷到銅鑼灣──金神父的鼎力支持」小節。
歷史的折射──聖保祿醫院的理想與實踐二之一
新書簡介
書名：《關愛服務百二載──聖保祿醫院歷史足跡》／Caring and Serving for 120 years – The History of St. Paul’s Hospital
作者：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18年12月
何兆煒醫生簡介
1983年畢業於香港大學醫學院， 在伊利沙白醫院受訓成為外科專科醫生，並曾任政府醫生協會主席， 發動工運爭取權益。1991年他加入新成立的醫院管理局， 並修讀醫療管理，取得行政醫學專科資格。 1995年升任廣華醫院行政總監， 1999年再升任醫管局行政總裁，統領全港公立醫院。 2003年沙士期間曾染病，康復後繼續領導抗疫。 2005年約滿辭職後，曾任東華三院執行總監、 城市大學高級顧問，中文大學榮譽教授等職。 2012年加盟聖保祿醫院，任職醫務總監。 他現為香港私家醫院聯會主席，香港社會醫學學院主考官， 工餘繼續在中文大學教授醫療管理碩士課程， 並擔任城市大學動物醫學診所顧問委員會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