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聖誕假期，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國際學生聯會的鼓勵和支持下，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的教堂，舉辦了第一屆專上學生研討會，主題是「香港之專上教育」。在這個研討會裏，各院校的代表表現了極大的熱誠，深入地討論了不少問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我認為是中英並用和校政參與這兩個問題。對此，研討會作了以下的決議：「鑑於香港市民十居其九為華人，而官方語言則為英文，故此香港應不顧目前之困難而施行中英文並用。……為消除教職員與學生間之隔膜起見，各學院應設立由學生代表組成之委員會，由其中一人或兩人代表各院系同學出席其教務委員會會議。」
這個研討會最令人難忘的並不是他們討論問題時那種誠懇、認真的態度，而是他們辦起事來那種坐言起行的實踐精神。研討會的報告書這樣寫道：「這次研討會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具規模和最徹底地實施中英文並用的第一次……。研討會委員會遵照專上學聯憲章，不但不遺餘力地提倡中英文並用，而且更絲毫不放鬆地，把中英文並用付諸行動。研討會購買了一副現成的擴音器，由各院校同學動手把它改造成一副同時傳譯儀器，在研討會進行的時候，由四位擔任傳譯員的同學，把代表及觀察員所說的一言一語，完全同時翻譯出來……。」
燃起研究學生運動的興趣
當年港大學生會的會長林興波是大學堂宿舍的宿生，我因此有機會以觀察員的身份列席會議，跟與會的學生代表一起生活了四天。我發現這班學生領袖不但有思想，也有能力，辦起事來有板有眼。負責即時傳譯的四位同學中，趙婉珠和周東山最惹人注目。我後來注意到，兩位都是伊利沙伯中學的畢業生，Mr. Arthur Hinton 的高足。這幾天的經驗令人難忘，它促使我日後興起研究學生運動的念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學生運動，可以追溯到上述研討會或更早一些。50年代下半頁，港大以及其他院校的學生開始間歇性地舉辦一些招待街童、為他們開辦識字班、訪問村民和為他們築橋修路等社會服務活動。這導致了大專服務隊的成立。這個成立於1963年12月的學生組織，又反過來加強了大專學生對社會問題的關注。次年7月，港大學生會新成立的時事委員會發表聲明，對香港政府在公事上歧視中文一事表示關注。由此可見，香港的學生運動，早在六十年代的前半期便已開始萌芽了。
論文的資料搜集和整理工作以及寫作過程都很順利，次年6月中便呈交了。能夠那麼順利地完成工作，實在要感謝何國華。他本來是地理系的小廝，後來自學成才，獲數學系聘為技術員。1966年2、3月間，他助我整理數據；4、5月的時候，又替我打字，使我可以提前完工。早年，潘國城和我為齡記出版社編寫地理課本時，所有黑白地圖都是他繪制的。可惜天不假年，他很早就離開了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