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身的終止只是一瞬間，但對於見證死亡的生者而言，逝者的離去卻是在時間上被不斷延宕的過程。許多親密的記憶，在死亡發生以後的一段時間內，才會逐漸浮現，並以不同的方式進入思緒。
在陳明銶教授離開後的這段時間，我一直不確定，應該如何公開地談論這件事。稍作沉澱，方覺可以下筆，試着分享那些個人的（personal）、卻不應被據為私有（private）經驗，以我所感受到的公共性來紀念他。
獨居老人的脆弱
得知陳教授不幸離世的時間是10月30日中午。噩耗確證前，我和幾個他的學生和年輕朋友，通過各種方式尋找他的消息。他要來香港一個星期，學生沒在機場接到他。追問國泰，才發現沒有登機。於是有人向舊金山機場詢問，有人繼續聯繫國泰，我打了越洋電話報警⋯⋯
他的行程安排得極為緊密。30日早上7點抵港，中午便要出席史丹福香港同學會的活動。此後數日，無不如此。近年來，為了不離開年近百歲的母親太久，他總是這樣，把所有要在香港做的事，壓縮在一周左右做完。
去年，也是10月末，他因旅途勞累，在回程飛機上痛風發作。我接到他時，他面色虛弱，被厚厚的毯子裹在輪椅上。他一邊說自己沒事，一邊連連抱歉，夜裏麻煩到我。把他送到帕羅奧圖的住所後，我們一起又花了很長時間，才小步小步地挪到公寓裏。他身體很重，腿不能動，我需要不斷支撐他的上身，半托半抱地扶着他走。那晚，我以一種身體性的方式感受到，這個平日裏滔滔不絕、聲如洪鐘的學者，作為一個獨居老人的脆弱。不曾想過，再次面對這種脆弱時，我能做的，已只是為料理後事做些瑣碎的事了。
盡其所能幫助學生
我是去年春天才認識陳教授的。那時我已經定下博士論文研究香港的城市發展問題，幾位師友都建議我找他聊聊。他強調大中華視野，所以看到我這樣一個在大陸出生長大的人要研究香港，自然是傾力相助。
我們很快相熟。不過在討論過研究計劃後，我也感覺到，囿於學科背景差異，就我的題目，他的見解未見得能帶來最直接的指導。而真正令我感動的是，他雖然對這種學科壁壘不無察覺，但還是盡其所能，介紹自己在相關領域工作的朋友和學生給我認識。對於需要「識人」的人類學研究來說，這種便利帶來的幫助不言而喻。我對他的感激，也一言難盡。
去年初夏，在我來香港做短期研究前，他邀我到華人超市的點心檔吃飯。他說一般餐廳人多，怕談敏感話題惹人耳目，給我帶來麻煩。我說他多慮，還是跟着去了。飯後，他從一個早已用舊的公文包裏掏出一大疊名片，逐一為我介紹，讓我翻拍保存。他又讓我與他合影，說有照片為證，別人才會知道你不是冒牌，我心裏笑他迂腐，還是照做了。
一生中最後的高光時刻
斯人已去，今天我打開電腦裏的相冊，翻看他的那數十位故交，以及我們那些有些滑稽的自拍，感慨萬千。再沒有機會接受你的友愛和關心了。只好帶着未能報答的恩澤，心懷愧疚地前行。唯願可以和其他後輩一起，繼續你未竟的事業，見證你不再能看到的時代。
去年的這個時候，陳教授在痛風平息後，又馬不停蹄地組織在美國西岸四校聯辦香港回歸20年研討會。那是他一生中最後的高光時刻，也讓他累得夠嗆。會議中，各派的聲音雖未形成期待中的交鋒，但能不偏不倚地把它們聚集在一起，已是極大的貢獻。他用實際行動說明，「超級聯絡人」不是一種既定的香港身份，而是在親力親為的瑣碎工作構建出的厚重角色。
會後，我有幸對他做了專訪。他談到，會議的主要目的是為香港增加國際曝光度。做中國研究的師友，也許很難想像這種「國際曝光」本身對香港研究的重要性。和已是顯學的中國（大陸）研究相比，關於香港、澳門、台灣，以及「海外」華人的議題，在北美「區域研究」（Area Studies）的框架下，的確需要更多支持的聲音。
而對於中國，他有孫中山式的大中華民族／區域共融理想。這雖然未必能回應到此時此刻的諸多問題，但在「大國」已成為某種「政治現實」的情況下，他對中國政府的提醒，是值得在位者認真思考的。
這些宏大議題之餘，我還是最喜歡聽他講故事。從嶺南歷史到美國政治，他總能結合自己的經歷，娓娓道來，是天生的說書人。80年代末以後，他雖與中國的外交系統保持往來，但再未去過大陸。所以我給他講些大陸的事，他也愛聽。
陳明銶受惠不少後輩
最後一次郵件溝通，我和他說起東大嶼人工島引起的諸多爭議。他回覆道：“Understand the strong public reactions to Carrie Lam’s project: Another case of developmentalism gone wrong!”
（理解公眾對林鄭月娥「明日大嶼」的強烈反應：又是一例錯誤的發展主義！）
最後一次和他共餐，是今年的6月5日。每年的這個日子，他都要特意去超市買應季的白櫻桃來吃。他說，不買紅的是為了紀念血在前一天都流光了。
我不是陳教授的正式門生，卻從與他的交往中收穫良多。他離開後，面對一篇篇悼念文章，我才驚訝地意識到，以各種「非正式」的方式受惠於他的後輩人數之多。他的貢獻，也遠遠超過了一般意義上的學術工作。
他的家境優渥，受過很好的教養，卻又是個名副其實的普通人。他住的公寓不大，客廳堆滿了書和資料，甚至難以下腳。飯桌上，他一興奮就會唱起獨角戲，但主持活動總是極為守時，為人也沒有長輩架子。他吃穿簡樸，走在街上很難看得出這是個從胡佛研究所退休的教授。我們在超市買按盒收錢的熟食帶給他母親，他總會把餐盒塞得滿滿才帶走，總讓我感到不好意思。可惜我再也沒有機會，和他一起經歷這些細碎又充滿質感的生活瞬間了。
陳教授去世，我失去了一位亦師亦友的忘年交。謹以此文，追思這位著名的普通人，為他樸素與風趣的為人、對學術工作經久的熱忱，為他對後輩的無限慷慨，也為他以一己之力開拓政治對話空間的同時，對歷史正義的堅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