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訪問，金耀基說：「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著中國這個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但這種發展顯然不是一帆風順。
不少人會問：開放改革40年來，中國做對了什麼，才會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卻又以新威權主義去管住這個國家，似乎擺脫不了舊陰影，難以向前再走一步？
在回答有關問題前，金耀基重申要從世界格局去看中國現在的問題。他認為中國40年的開放改革，與過去5000年產生決定性變化。西方需要用二、三百年的時間進行現代化，但亞洲國家現代化帶來的改變，卻發生在時間絕對濃縮下，例如台灣、南韓要在數十年內完成，自然出現失調的情況；中國改變的速度及數量，比當年四小龍大很多，面對的問題自然也更多。
40年來 批評中國聲音不絕於耳
過去技術工業化的進步速度，比列寧、史太林的蘇聯追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速度更快。金耀基回想起，當時有一批西方學者去到蘇聯，讚嘆道：「我已經看到未來的世界。」（I have seen the future of the world.）他們對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及共產主義本身有無限的幻想，認為未來的世界是個樂園。只有少數學者有懷疑，覺得沒那麼簡單。
同樣情況幾十年後再出現。當時整個世界思想混亂，金耀基自己就在德國遇見不少馬克思主義者完全被迷惑，成為共產中國、乃至毛澤東的擁躉。文革前，不少西方人把中國視作樂園，認為毛澤東為人類找到真正走向共產主義的道路，就是搞合作社、人民公社。「為何會出現這現象？因為全世界對資本主義都有疑惑，希望另尋出路。」後來中國卻出現大饑荒、文化大革命等事件。
經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首三十年的混亂，金耀基慨嘆：「在1978年，要有像鄧小平這樣老共產主義者，在思想上有徹底改變，很不容易。」這個改變，就直接導致中國這40年來的發展。
學者如何看待未來發展？
中國開放改革的十多年後，蘇聯共產黨垮台。福山（Francis Fukuyama）於1989年發表在國際事務期刊《國家利益》上的論文《歷史的終結？》，更於1992年出版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認為西方國家自由民主制的到來可能是人類社會演化的終點，西方的民主制度成唯一人類的制度，是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
相反，福山的師父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則在1993年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中的觀點，文明衝突論（clash of civilization）不僅是說意識形態上的不同觀點，而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將是未來衝突的主導模式。
「事實上，在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加上後來阿拉伯之春，世界出現短暫的興奮，但很快就發現一個問題：治理（governance），意指一個國家治理不好，發展不了起來。」治理的問題，金耀基也曾經揮筆力書。不少學者對民主帶點失望、抱有懷疑，後來連福山這一派學者都發覺，東亞地區不少國家不是完全民主，國家發展也很好；與其推動民主，不如落實推動法治（rule of law）。（註1）
金耀基自己也認同：未建立法治，民主難以發展。熟悉中國近現代歷史的他指出：「袁世凱稱帝，他的顧問古德諾（Frank Johnson Goodnow）認為中國法律體系尚未健全，什麼民法也沒有，搞什麼民主？」金氏認為，這不是對民主不喜歡，而是要問當時是否實行得了？經濟發展靠基礎建設，例如道理、電力等，民主也要不少基本工程，如法治，否則搞不出來。（註2）
全球化與本地化的論爭
在現代化的過程中，中國又面對另一個世界現象：全球化，為中國、乃至全世界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金耀基認為，在這個歷史進程中，中國在全球化過程中汲取很多外國好東西，對自身不是壞事。「過去真正成功東西，都不是自己的。一個文化吸收別的文化後，多少有點變奏或變質。日本搞的歐洲菜，非常地道。中國菜系有山東、揚州菜等，反映中國不是一元，本身就是文化非常多元的民族。」
在柏林開會時，他探討多元現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這個問題。他認為在全球多元性下，出現另類的現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西方幾百年來形成的西方現代性（western modernity），也的確是首個，非常成功的，但不是唯一。」現在之所以有全球化，是因為各地都出現多元現代性，也就造成全球多元性愈來愈厲害。
金耀基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在吸收過程中，自會出然變奏，對於馬克思主義這個「舶來品」，社會學家出身的金耀基自有一番見解。「馬克思主義是透過列寧到東方，而什麼是列寧主義，就是列寧認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他認為，史太林主義，就是史太林認為什麼是列寧主義、馬克思主義，經過多次詮釋，已跟馬克思當年不一樣。」他又指出列寧把思想帶到俄國，亂用馬克思的階級觀念，甚至把class（階級）說到party（政黨），認為政黨才可真正推動革命，故成立專業性的先鋒隊。「但馬克思不說這些呀」，金耀基澄清。「列寧把政黨提出來，是開20世紀政府的先軀，中國從此由「家國」變成「黨國」，正是列寧主義東來，國民黨也受影響。史太林更是把馬克思主義拋到九霄雲外。政黨是共產黨的話，是同一個東西，史太林是在一國推行革命，而不是全世界，毛澤東更加成了農民性格的革命家。」
新儒家學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認為，中國人之所以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他是「反西方的西方主義」。中國100年來，在帝國主義下吃虧，另一方面崇拜他，馬克思最合中國的胃口，當中有深刻的意義。
長遠建構中國現代文明，真正成為文明大國、強國，最後的目標就差不多達到。當初大家都是隨便說說，現在知道可以是事實。「但坦白說，這個過程中要繼續開放、虛心檢討，否則隨時會碰上牆壁，走到陷阱。」金耀基語重深長地道。
中國逐步回到人治時期？
談到牆壁，不得不提早前北大三學者對習近平有所批評，認為回到毛澤東時代，一個人說了算。人治化是否有點憂慮？金耀基想了一想，回答道：「一個制度發展必須要有制度化，可能從中國最好的意願看的話，是把憲法改了。我從別人分析看，可能是跟黨總書記沒有任期限制（原來國家主席有任期限制），這樣，黨總書記是一個人，國家主席又是另外一個人，中國人目前不能夠接受這樣的事實。當考慮到穩定性問題，總書記也定下來，不是不可以。基本上是權力全面協調的問題：兩個也一樣。」他頓了一下，續道：「這次宣誓時，每個人都按照憲法，是中國過去沒有的。」
政治問題，從來不是偶然的。《時代雜誌》早前一期的封面故事是The Rise of Strongman（〈強人崛起〉），反映強人政治在世界有普遍的跡象，也可能代表目前世界流行的所謂西方制度，有些地方不管用。金耀基再次重申，民主可以解決很多問題，但碰到人類思想的深層意義和存在問題，就不能靠選票解決，如台獨不是一個妥協（compromise）的問題。最遺憾的事，本來台灣民主是可以更好，現在台灣人、大陸人都認為糟糕，做不了事情，最重要只是能否能事情辦妥（get things done），不要空話連篇，你罵我罵，對老百姓來說，不知（政客）所為何事。
國家創造的最後目的，什麼方法走得更快更穩？都是要考驗的。中國，仍在這個考驗當中跌跌碰碰，不斷試驗，不斷摸索。
註1：2014年福山的著作《政治秩序及其衰落》（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思考國家政府的穩定性問題。福山認為其結論要做出修正，將「法治」（rule of law）、「民主問責」（democracy）之外另加第三變量「國家治理能力」（state）
註2：古德諾於1913年至1914年期間，擔任袁世凱政府的法律顧問，和日本人有賀長雄幫助起草中華民國新憲法。
專訪金耀基系列之二
本系列文章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的轉向及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