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學術界謀生存

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謀定生存之後怎麼辦,怎樣過一個學者的生活?我先引用一段話,是叔本華的。

如果硬要給叔本華貼個標籤,他是悲觀主義人生哲學家。其實,他的哲學遠遠不是悲觀主義四個字可以概括的,可以叫做明智的悲觀主義。叔本華說話愛走極端。他說,絕大多數的人生是在兩個困境之間搖擺,要麼窘迫,要麼無聊。窘迫時為了生存而奮鬥,謀定生存以後會怎麼樣?叔本華說,謀定了生存,就開始無聊。他說:

「生者忙忙碌碌,孜孜以求,只為謀生存,然而,終於謀定了生存,卻不知用它做什麼;於是投入第二次奮鬥,為的是擺脫生存這副重擔,令生存變得無從感知,殺掉時間,也就是說,逃離無聊。」

我們年輕時需要為謀生存而發表,但我們為謀生存而發表時要問自己:謀定生存以後幹什麼?謀生存的過程本身有沒有價值?我們看看一些不再面對發表壓力的副教授、正教授,甚至大名鼎鼎的學者,他們的生活狀態是不是值得我們羨慕呢?他們的生活是不是很有意義呢?有時可能要打個問號。

生存不是學者的最終目的

有的人謀定生存就給自己辦提前退休,他們好像就是為了在學術界混碗飯,混個清閒的工作。還有更難理解的,開始是謀生存,但在謀生過程中形成某種慣性,謀定生存後忘了什麼是生活,忘了生活的目的。有的學者出了大名,仍然炮製灌水文章,走火入魔,為發表而發表,這是他原來想要的生活嗎?他們好像是在謀生存過程中培養出了自信,謀定生存後把這種自信膨脹為自負,再發達一點又進一步把自負膨脹為自戀,最後把自戀膨脹為自我神化,覺得全世界只有他是對的。這個從自信演變到自我神化的過程,在研究方法問題上表現得最明顯。

有的學者,自己碰巧會個什麼方法,就堅信那是唯一科學的方法,把其他研究方法都視為垃圾。極左分子是「唯我獨革」,這種人是「唯我獨科」。學術界跟金庸先生筆下的武林江湖類似,門派林立是正常現象,但總是有任我行、左冷禪、岳不群這樣的野心家,妄想一統江湖。這種人如果掌握了學術權力就會變成施虐狂,變成教主,彷彿他可以創造一個偉大的學派,可以解決人類的所有問題。這樣的人我實在無法理解。

按照我的理解,學者首先要在學術界謀生存,但生存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學者生涯是一種有使命的特權。學術研究是偉大的事業,超越學者的個人生命。這裏的「學術」可以界定得寬泛一點,科學也好、數學也好、哲學也好、人文藝術也好,都是學術,都是人類文明的支柱。沒這些東西,人類的生存跟動物的生存就沒區別。

爭地盤和文明政治

我看電視最喜歡兩類節目,一類是講宇宙的,宇宙是怎麼起源的,黑洞是怎麼回事,太陽還有多長時間的壽命;還有一類是講動物的,動物世界非常好看,我看來看去覺得人就是動物。所有的食肉動物,甚至很多食草動物,有地盤概念,也就是領土(territory)觀念,跟我們人類非常相似。人類有國界,動物有地盤,獅子和老虎為了維護地盤與同類打架,人類為了地盤彼此戰爭。為什麼有地盤呢?為什麼獅子認為這塊地盤就是它的呢?地盤概念到底是什麼呢?為什麼凡是進入了我的地盤的其他動物都是我的口中食呢?這跟人類政治非常相似。人類為了爭王爭霸彼此殘殺,就是因為一旦登上王位,王國裏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就都成了他的財產,他可以為所欲為。

我看了動物世界覺得,第一,人是動物,第二,人不應該僅僅是動物,人還得是人。江總書記曾經有個提法,叫發展政治文明,就是發展文明的政治。與文明的政治相對的,當然就是野蠻的政治。野蠻就是沒有規則、沒有底線,文明就是講究規則、有底線。我們可以拿體育比賽舉例子,比如NBA、CBA、英超、德甲、意甲、西甲。大家,特別是男性,喜歡看比賽,因為比賽就是競爭,所有體育比賽都是文明化的戰爭。我們看不同國家的體育比賽時,根據隊員的表現、觀眾的表現,就可以判斷那個國家的文明水平,尤其是政治文明的發展水平。

我說這些,只是為了說明一點,作為政治學學者,作為社會科學學者,我們做學問的最終目的是對政治文明的發展有所貢獻。

原刊於《在學術界謀生存》,本社獲授權節錄轉載。

書名:《在學術界謀生存》

作者:李連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

出版社:中文大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5月

中大出版社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