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了一系列政治機構改革措施，其中比較引人註目的是設立未來議院（Chambre du future）。所謂未來議院是在法國現有上下兩院的基礎上增設第三院，主要職責是從未來和長程角度對議會所通過的法律進行進一步審核。按照馬克龍的說法，這一未來議院將從現有的經濟社會與環境委員會（CESE）轉換而來。設立於二戰後的法國經濟社會與環境委員會，是一個有關經濟社會與環境的咨詢機構，雖然掛上了社會、環境等招牌，但實際更多代表的是地方和企業，於法國政治生活並無重大意義。但是這個未來議院卻很不一樣，設想由150名議員組成，50名環境專家代表，50名公民代表，50名非政府環保組織代表，全部由抽簽產生。議員主要從生態環境狀態和站在未來人類的角度審議議會所通過的法案。有權將被認為不符合生態環境和不利於長遠發展的法案打回議會修改重審，或者就議案向憲法法院提出上訴以達到修正甚至取消法案的目的。同時，這一未來議院也將是連接和梳理政界與公民社會的制度化渠道。
目前，在這一舉措付諸實施和運行之前，我們雖然還難以評定其實際功效，但作出這一決定本身已經是一個重大突破，一項名副其實的民主制度創新。這一決定不僅標誌着生態意識正在匯入民主機制之中，也體現了民主政體通過吸收公民訴求而進行的自我完善。長期以來，歐洲民主國家遇到兩方面的愈來愈嚴峻的挑戰：一方面是民主制度缺乏外部抗衡因素，經濟增長趨緩甚至停滯，傳統代議制運轉缺乏動力，選民政治冷感加強，民粹主義泛濫，民主面臨重啟活力的考驗。另一方面，面對氣候升溫的加劇，全社會生態意識的普遍提升，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運行都難以及時調整運作機制，應對生態危機的挑戰。在傳統的兩院制之外再設立第三院的提出，是上述兩方面的合力推動。
首先，從對民主制度的思考角度來看，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法蘭西學院教授，著名民主史家羅奘瓦龍（Pierre Rosanvallon）提出的長期憂患意識論。羅桑瓦龍認為民主機制傳統上就存在着近視或短期主義的病竈，這既同民主的選舉節奏不可分，還可以追溯至更為深層的原因。而面對氣候變化，地球環境惡化，解決這種近視病已經刻不容緩。他在2009年明確提出通過建立未來科學院和將來論壇等機構加強民主的長期憂患意識，呼籲必須以全新的思維來思考民主代議機制與人類後代的關係以圖解決民主內在的短期主義效應。羅奘瓦龍所設想的這兩個機制當然也是民意諮詢機構，但是在他看來，加強民意的制度化表達渠道具有決定性意義。沒有公民的更為廣泛的參與，沒有公民意志的制度性表達，就不可能使民主機制有效走出近視的弊端。相對於科學院或論壇的設想，如今馬克龍總統所提出的設立未來議院的規劃已更向前邁了一步。
代表性不足？間隔期太長？
對民主制度的批評聲音更多集中在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上。其中兩重因素比較集中：一是面臨信息時代，民主選舉產生的議員代表性不足，他們更多代表的是抽象的選民，代表的是地方力量。各種壓力集團和專家委員會機制可以使企業與專家的利益和意見獲得較多的體現，而棄權和較弱勢的群體的意見就相對難有表達渠道。二是民主選舉定期制所帶來的時間上的間隔。這一安排在歷史上運行有效，但已不能滿足今天社會的需要。在兩次投票的間隔期，如何才能及時地反映民意？如何使現代公民持續地制度性地參與民主生活？未來議院的設想至少也是對這兩種不同批評之聲的一種制度性回應。
第二，從解決生態危機的角度看，法國這一民主創新嘗試也有着意味深長的意義。透過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觀察，我們可以將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分成兩種不同的思路。第一種可以概括為科學導向的氣候變化應對觀。從全球整體看，這是一種佔主導地位的看法。這種看法將氣候變化看成為一個單純的減少碳排放的行動，認為如果在全世界範圍內人類可以將碳排放量減少到一定程度，就可以遏制氣候繼續升溫，就可以制止生態環境的繼續惡化，就可以至少漸漸使地球體系恢覆到人類世（anthropocène）之前的運行狀態。從這一視角出發，人類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基本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尋找新型可再生能源，以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轉型的進程。即是說，一旦人類獲得了足夠的新型能源，經濟將隨着科技的創新繼續突飛猛進地發展，人類則會擺脫環境的制約，繼續成為地球的主宰。
第二種可稱之為制度變革的氣候變化應對觀。這種看法認為，氣候變化是近代甚至更早人類行動對地球體系所造成的衝擊的最為嚴重的後果，但並非唯一後果。地球生物多樣性的崩毀，地球資源的耗竭，生態環境的污染等等均是人類活動所根植的惡果。而這些因素之間因果互動，錯綜覆雜，相互糾纏，牽一髮而動全身，遠非人類科學所能駕馭。面對這樣一種前所未見之人類生存危機，人類需要清醒認識地球資源開發已抵極限，經濟永續線性發展已註定成為歷史。一方面社會仍然需要從整體上以科學為引導，加快推進生態轉型，從個體行為層面上更換思維方式，從根本上改變消費和生活方式。同時也必須從人類的生產方式、經濟模式、社會組織方式等各個層面進行全面整體反思，從根本上調整人與自然之關係，改變近代以來人類征服自然的主宰心態。只有如此，當今人類才可能制止和扭轉地球生態系統繼續惡化的趨勢，才可能為後世人類保留生存家園。
當然，上述兩種看法只是筆者的粗略歸納，現實中，二者交相穿插，並非如此涇渭分明。不過，從歐洲看來，偏向科學主導或者偏向制度變革的兩種不同的思路還是不難區分的。2011年，法國自然與人基金會發表了由著名生態思想家洛桑大學教授布爾（Dominique Bour）主編的題為《創立第六生態共和國》專著，10年後該基金會又以《創造21世紀的民主──未來公民議會》為題推出了一份小冊子。此兩份著述集多學科領域專家和公民社會代表之思考，提出了關於未來議院的系統設想，呼籲政治人物當機立斷，設立新型公民議院，既加強民主機制之源頭活力，又從制度層面為保護生態系統，維系地球的長遠生機提供保障。毫無疑問，人與自然基金會應當屬於制度變革氣候觀的倡導者，而這一基金會正是由當年生態活躍人士，而今馬克龍總統任下生態轉型部部長於羅（Nicolas Hulot）所創立的。這一事例一方面顯示了這種以制度變革應對氣候變化的思路由思想到行動，從民間走向政壇的路線，一方面也折射出制度變革對生態轉型的引領，以及通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推動制度變革二者之間的互動。
原刊於《明報月刊》，本社獲授權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