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拔萃的一些紀錄，我是1961年9月初回校任教，1968年8月底離職的。實情與此有點出入。這七年間，我實際上只在母校工作了五年半，甚至可以說只有五年多些。情況是這樣的：我1961年9月初入職，1964年12月31日離職（回港大唸碩士）；1966年9月初重新入職，1968年8月31日再離職（到港大任職），期間取了兩個半月無薪假期前往古巴參加棋賽。重新入職時，郭慎墀校長（Mr. James Lowcock）不認為我此前是離職，只是請無薪假期而已。我估計他這樣做自有其不便宣之於口的理由，因此默然接受，沒有提出異議。
1961年回母校任教的安排看來好像水到渠成，但回想起來又似乎不是那麼一回事。那年學校有三個空缺，而願意回校任教的卻有五人，其中列偉瑜唸數學和物理、黃兆傑唸中文和英文、盧振鏗唸歷史、葉敬平和我唸地理。當年拔萃不缺歷史和地理教師。在此情況之下，列、黃入選可說順理成章，第三個空缺誰屬則應是煞費思量的事。葉敬平的父親是聖公會的牧師，跟拔萃很有淵源。敬平高我一班，自小在校寄宿，受到學校的多方照顧，大學畢業後又曾留校當了一年助教。因此，新上任的郭校長所作的決定我相信是既艱難又大膽的。
他最後決定放棄敬平和振鏗。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敬平後來當了赤柱聖士提反書院的校長，振鏗退休時的職級是香港副教育署長。
郭校長行事有膽有識，且往往出人意表，甚至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有一位我頗喜歡的中文老師給辭退了，據說主要是因為他無法使學生安靜下來上課。校長於是來一個釜底抽薪，把騰出來的五班中文分給我們三人：偉瑜一班、兆傑和我各兩班，希望我們能夠搞好班房秩序，讓學生安靜上課。他又根據我們的背景和性格，讓列、黃兩位主教 A 班和 B 班，我則專教 C 班和 D 班。在拔萃五年半，我只教過三、四班 A 或 B 班，約佔我總教節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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