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騰訊其中一位主要創辦人陳一丹博士2016年創立的「一丹獎」，致力表揚全球傑出的教育工作者。第二屆「一丹獎」去年底在香港舉行頒獎禮，獲獎者包括芝加哥西北大學統計學系系主任赫奇斯教授（Prof. Larry Hedgaes），和edX創辦人阿格瓦爾教授（Prof. Anant Agarwal），兩人分別獲得「一丹教育研究獎」及「一丹教育發展獎」。EM Communications的CEO暨聯合創辦人布萊克威爾（Tom Blackwell）與兩位得獎人對談 ，以下為對談主要內容：
科技持續改變生活
布萊克威爾：談談你們是怎麼吸引評審委員會的，以及你們看到了什麼問題，嘗試解決什麼問題。
阿格瓦爾：我們生活的各方面都受到科技改變的影響，包括娛樂、醫療、教育等。教育持續地被科技更新，雖然有人爭議並不完全是這樣。我一直嘗試在做的，是將數碼科技帶入教育，看看有什麼可能性。因此我們在2011年創立edX這個學習平台，剛開始我們不知道能夠吸引多少人，然後在沒有營銷的情況下開啟了第一個網絡課程。我們做的是在網絡上開闢一條學習管道，需要不同的組織加入。目前我們的平台參與者有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牛津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等。我們給予大學一個交流的平台，以及大量的內容，這個影響是雙向的。當愈來愈多學生加入時，很多教授都感到驚喜，並且也被這個平台吸引。很快地，我們現在有20萬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學生與140個合作者。我們希望不僅提供教育，同時反映校園學習的情況。舉個例子，在一個測試中，將edX平台上的某一課程拿來當校園教學，內容一模一樣，結果顯示學生在網絡上學習的效果比在校園好。所以我們提出建議，希望就算在校園內，教授和學校管理層都應該允許學生採取一定比例的網絡學習。
赫奇斯：我致力於教育的原因，正是因為教育是創造社會更大機會的工具。它為我在自己的生活中創造了美好的機會，因此我也想到了其他人。但是，當我還是一名研究生，甚至在攻讀博士學位時，我也認識到教育研究的聲譽很差。我正在學習數學和理科，我堅持認為科學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在任何社會問題上取得進步，在教育、醫學，甚至農業方面都是如此。我認識到，關於教育的真實情況之一，不是缺乏研究，其實我們已經進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它似乎並沒有增加任何東西。有的研究和其他研究甚至互相針對，但我們沒有明確的方法來理解這種混亂。我開始意識到，問題的本質是我們沒有連貫的機制，我們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理解和解釋看似多樣化卻矛盾的研究機構。我開始研究方法來釐清研究體系可能意味着什麼。那是多年來激勵我和我的工作的動力。
學業成就與資源投放無關？
阿格瓦爾：我想問赫奇斯教授一個跟進的問題。其中一位評審委員提到的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他說教授您就像是給了我們一副全新的眼鏡，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如何讓學校教育更有成效。您能幫我們理解這個比喻嗎，例如給我們一個具體的例子？
赫奇斯：我想到在我職業生涯早期的一個引人注目的例子。那時在美國，有很多關於教育資源和教育成果相關的研究。資源就像是為學生花費多少錢，而成果就是他們的學業成就。這聽起來很奇怪，但教育家和經濟學家之間達成了非常強烈的共識，認為資源和成績無關。而在當時，這是一個相當普遍的結論。因為你們當中應該有些人知道美國的教育體系，美國有50個州，而每州有自己的教育體系和其自身的教育資助機構。在我進行這項研究時，我們已經有很多案例，有人正在質疑各州的學校資助方式。他們提出的論點是，根據聯邦憲法，每個人都應有權獲得平等的良好教育。而各州的構成及學校資金的不平等，其實是阻礙學生獲得良好平等教育。經濟學家認為錢和教育成果無關的立場，對於捍衛不平等資金制度的人來說，是一件非常有利的事情。
我的一位學生引述一位知名教育經濟學家的論文說，長達20年的研究都表明資源與學生的成就無關。這位學生指出，這是從一組研究中用無效方式推論出來的結果。我們想，如果我們研究同一課題，但用更合適的方法來總結，會得出什麼結論？令我們驚訝的是，有證據表明學校資源在實現教育成果方面非常重要，事實與那位教育經濟學家的研究恰恰相反。我認為，這項工作表明，比起使用不恰當和幼稚的研究方法，以適當的方式進行研究總結，可以得出更有效和不同的結論。
保護私隱也想收集數據
布萊克威爾：阿格瓦爾教授，面對大量有價值的數據，你怎麼保護它們，讓它們有具有可持續性並朝你的預期發展？
阿格瓦爾：我想說數據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平台的使用者年齡層範圍由5歲到97歲都有，所以我們需要特別小心地對待數據。另一方面，我們收集使用者的每一次點擊，你可以想像大量的學習大數據由此產生，所以edX也是一個學習數據的收集者。當中的挑戰是，你要保護個人隱私也要想怎麼收集數據，使人獲益。在隱私這一方面，我們小心不將用戶數據洩露給牟利的公司。不少牟利的公司會邀你參與討論區，但這些公司拒絕承諾不賣數據給其他公司。
很多公司問edX能不能結合討論區？我的回答是，我們願意這麼做，但是要確保這是開放透明的，不能只透露給牟利公司。如果這些公司拒絕，我們就會說No。站在收集數據的一方，我們使用RDX（research data exchange），合夥學校之間能夠彼此流通數據。有一所學校做了一個試驗，過去我們不知道影片時長多久才能將學習的效果最大化。實驗分析了5萬個觀看視頻案例，答案是6分鐘。這就是我們在保護隱私的同時，重視分析、研究，保持平衡是最大的挑戰。我想edX的其中一個理念是，它是非盈利的，我們要將公眾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投資者的利益。
公共政策制訂是漸進過程
布萊克威爾：我還想問您一個關於公共政策和法規的問題，因為它可能與你所在地區有關。現在您的領域不是一個容易理解的領域，我想知道制訂政策和監管的人，這些人是否了解你是幹什麼的，這對你來說是挑戰，還是能讓你自由發揮？
赫奇斯：我認為這對科學家或任何學者都是挑戰。確保您正在做的工作能夠被那些使用它的人理解，並且不被那些了解其潛力的人濫用，這都是挑戰。我認為監管問題已經變得重要，人的本性並沒有被教育抹殺，如同所有其他領域一般，人類本性在教育空間中也顯現出來。我不確定這是不是件壞事，但我認為至關重要。我們要認識到我們有規定，我們制訂規則是為了限制野心和人類的潛意識，因為這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避免的。
因此，我認為，公共政策的制訂最好被理解為一個漸進的改進過程。我認為公共政策制訂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制訂政策的目的是為了達至更理想，但政策往往被人性顛覆。我們嘗試制訂更好的政策時，基本上會糾正我們在第一輪決策中沒有意識到的錯誤。
所以，我認為政策制訂是一個漸進的改進過程，而不是一開始時就能決定完整和完全適當的政策。我們對如何制訂良好的公共政策將有更深入的認識，政策制訂者沒必要掌握深厚的技術知識。但這意味着，對於我們這些在技術領域工作的人來說，我們不僅要給他們解釋，還要直接說明我們正在做的事情，這一點非常重要。這樣他們就能更好理解那些政策的後果。
阿格瓦爾：其實教育有時候很像的士系統（Taxicabs system）。駕駛的士需要申請牌照，因為發牌量有限，所以很名貴。從前，執照都由牟利的持牌人所擁有，他們也賺了很多。後來Uber出現，很多人都能當出租車司機，因此牌照制度受到衝擊。教育很像這個系統，它限制人和機構加入，的士系統這麼做的初衷是為了保障品質，但後來變成自我保護，防止外人加入，這跟教育界很像，新人和新事物很難進入教育界，這對進步造成阻礙。
2018一丹獎二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