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見政府公布《二十一世紀教育的藍圖》至今已20年,教育2.1及大教育平台於10月20日舉辦「教育的香港故事──下一章」研討會,回顧並前瞻香港教育的發展;其中一節為嘉賓研討,題目為「從教改經驗再思未來教育的新方向」,由大教育平台導委員會委員戴希立主持,嘉賓有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育2.1首席研究員程介明、鄭州大學首席教授李榮安、番禺會所華仁小學校長陳岡、畢馬威中國新經濟市場主管及生命科學主管(香港區)朱雅儀。內容撮寫如下,此為上篇:
戴希立:香港教育有何值得傳承?
李榮安有很長時間在新加坡,頗了解新加坡發展。梁卓偉在醫學院擔任院長,大家都認識他的,但他也曾在政府做過,對於政策運作其實頗熟悉。陳岡比較特別,做完中學校長後做小學校長,相信這個對整個教育體制有比較前線的經驗。Irene(朱雅儀)就不屬於教育界,不過小朋友就正在讀書,但她在KPMG(畢馬威)做過一個調查有關人力、學生出路、香港轉型的問題,對於我們討論學生轉型的問題很有幫助。程介明教授大家都很熟悉,環遊全世界,我想他對教育都很認識。那我們正式開始,不浪費時間。
我想將討論分為三節時間,第一節我想拉闊一點,因為如果大家看那本書(《香港教育改革與發展透析》),其中我想提到李越挺前處長(前政府教育署署長)曾經描繪過,香港近50多年的教育發展,回歸前他簡單用六個字去說:「先發展,後改革。」回歸後兩任特首就解決了兩大改革與發展的問題,一個是衝頂,即大專教育與大學教育改革;第二個是補底,即幼兒教育與基本教育的補充。但對於未來,他提出了三點,我覺得挺有趣的。他第一個問題是要突破、要解決多元出路,即梁生(梁錦松)也提過這個問題,還有大學收生的問題;第二個問題是要解決學生的壓力?因為現在壓力揮之不去。但要解決這兩個問題,還有第三個問題要解決,解決教育規劃。對不對呢?
現在我們希望有三個回合的討論。第一節是看看歷史方面,香港有何優點需要發揚與傳承。事不宜遲,我們先說說我們過去30、40年香港的教育在世界上有何地方值得總結,是成功與傳承的。李榮安你去過新加坡,新加坡經常盯着我們,我們也經常盯着新加坡,你可否說一下自己的看法呢?
李榮安:2000年教改是大刀闊斧
我很幸運,我不單在新加坡工作過,也在澳洲悉尼大學工作過,我的國際經驗亦為我帶來很多正面經歷。在不同地方,現在我在大陸工作中,在不同地方工作時,也有很多神奇的事。香港是一個那麼小的地方,他們對香港的教育很重視、尊重,常常問:「為何你們做得到?」譬如我在新加坡,我就很幸運,與教育部很緊密地工作,經常與他們開會,不時閉門開會,部長就經常問我:「榮安,你們那個小六升中試,是如何廢除?」我就說:「當時阿松(梁錦松)帶着三頭馬車做了很多諮詢,很多人不滿考試有壓力,政府便漏夜廢除(小六升中試)。」「吓,這樣也可以?」因為他們要做feasibility study(可行性研究),做了很多諮詢,但很多人在小六升中試中是既得利益者,如何令既得利益者放棄他們利益呢?社會裏當然有很多、很多矛盾,他們用了很多時間去處理。
回顧香港2000年的教改,其實是很大刀闊斧,而且我覺得是挺vision-driven(從視野出發)。譬如覺得考試不對的話,廢除。覺得那些學科的界限太牢固,於是引入KLA(八大學習領域),引入Integrated Humanities(綜合人文科),即刻引入,說了做便做。然後是Reading to Learn(從閱讀中學習),這些都是很新的概念,而負責的官員、教育界的同工,其實覺得國際是這樣的趨勢,我們去做就做了。其實沒多想行不行。在新加坡就不停想行不行,所以至今還是沒什麼改動。但我們已經改完了,不停在改,數之不盡,我們覺得要做的便去做。還有香港是個很奇怪的地方,是社會上反對聲音很強烈,不停在罵政府,但不知為何政府又不停改革,也做到了。即是在反對、責罵聲中都仍然雷厲風行地改革,這是我覺得香港最厲害的事。
梁卓偉:聯招若不報收生分數,會有大轉變
Anthony(梁錦松)提出兩個問題讓我們去答。第一個問題是,他說大學收生其實是一枝指揮棒在座其實許多中、小學的校長,他就說:「大學這枝指揮棒,其實不單是指揮棒,我是樂團指揮,其實這是魔術棒,不是指揮棒。」因為它令中、小學,一路到幼稚園、幼兒園,以至胎教。現在胎教也有補習社,還上了市。其實定了很大程度,我們在整個教育鏈,或者過程、內容、方式。我非常同意。剛才Anthony說,不如叫UGC(教資會)不要看大學DSE收生分數高低,不要求大學上報分數,沒有KPI(關鍵績效指標),那就自然無事可鬥,亦不用擔心撥款加減。
其實我覺得不只不應上報,我也參加過UGC的工作,其實UGC不怎麼看數字,但你問人家(大學)取,人家以為你盯得很緊。第二是不只規管架構,若聯招辦事處也不公布大學課程收生平均分,幾乎可預料一、兩年內大學的收生安排,很可能有翻天覆地的轉變。我讀過四間大學,其中有兩間容許人選擇計GPA(成績平均積點),或者不計。有三種計法,第一是做auitor(旁聽),第二種是pass or fail(合格或不合格),第三種才是計GPA。我與很多同學的感受是,只要是計pass or fail,完全不計GPA的話,壓力一掃而空。所以我覺得收生方面,是要將整個incentive structure(獎勵結構)的誘因取走,不要報分,Don’t ask, don’t tell(不問取,不公布),你就會看到很多有創意的事會發生。
最近大學在做招生開放日,我們大學(香港大學)稍後亦會做。媒體、家長,每人總會問學科收生多少分,一般課程主任,包括我的同事,都會以四個字作line-to-take(統一口徑),一個擋箭牌,這個擋箭牌是什麼呢?「擇優而錄。」即是不告訴你。為何不告訴你呢?正正是剛才Anthony所說的問題,看看所報課程的收生分數高或低。其實錄取哪個考生,是看裏面將會得到的平均分數是多少。這個其實是彈弓手。所以我覺得可在我們的指標做一些工夫,亦連諮詢都不用做,只不過不公布,有些情況是行政做得到,讓一切回歸教與學,如何為學生做多一點增值。
陳岡:老師需要空間面對改變
我覺得香港教育過往30、40年最大的優勢,就是教師的承擔感與承擔能力,因為比許多國家的教師制度,我們教擔特別重,我們制度內絕大部分是津貼學校,沒有公務員或者其他教師所有的保障,但同時教育改革是說:「世界變了,所以教育也要變。」現在我們看到這十多年還有一點是,世界變革不按常規,但因此而產生的教育變革,反而還經常倚賴常規的平台。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這影響教師的承擔感與承擔能力能否全面發揮。那些還按照常規而做的教育改革,包括很倚賴公開試成績的大學收生、倚賴小學生考試的中學收生的制度。這一方面要發展,政府撥款予學校或補加人手的制度,又如師訓裏大專院校每年派人到學校實習,你回看當年我接受師訓,你主科是什麼,你實習表現就看你主科在課室裏的教學表現,20多年後依舊如此。所以有校本課程的推行等,都令原本教擔重的教師,更要負擔這些事。
我覺得成功的教育制度,在別的國家,社會是信任老師。如果我們相信老師的承擔能力,為何有國際評核那麼好的成績,老師背後一定有很大的功勞。但現在評核背後,學生不開心、壓力大。而教師面對改變,其實是要空間或方法,容許老師面對世界改變、學生有成績之餘,能如我小時候沒有壓力的年代一樣開心。這裏需要空間。如果倚賴常規的平台去改革,就很難釋放空間出來。所以我想我們愛惜、信任我們的教師,教擔輕了,是否意味變懶了?其實他們不知多麼渴望去做課程改革,去更加迎合學生的需要。他們渴望與教育界以外的專業人士協作。舉例說,想推行與STEM有關的校本課程,很苦惱,都不知道何處找到與食物科技有關的IT人才可以配合到學生的需要去推行課程,既配合香港發展,又能迎合學生興趣。如果我們有個計劃,香港最需要將來做創科的人員,年輕一代是可經過半官方的中心將這些技術人員借調,配合學生的STEM課程,他們有最前線的經驗。老師不用再盲摸,老師這數十年來的承擔能力、願意為學生付出的能力,便再有空間讓他們突破發展。
朱雅儀:企業需要多元人才
我不是教育界,所以不敢妄下評論,或者從商界角度說,也在行內很多年,而且我在香港、加拿大也曾讀書與工作。我們身為專業機構,收取很多大學生進來,有一半同事是25歲至35歲之間。我們看得到招募與大學收生類似,招收什麼樣的學生進來幫助我們業務發展。剛才提到,香港那麼久以來,很頂尖那班學生,其實是很精英的。
我就覺得如果比較香港與加拿大,香港學生的工作態度是很積極。香港還有一件事很好,操守很好。可能受香港文化影響。但操守有何影響?當你面對客人經營的問題,他們會很積極想辦法協助客人,不會只回看以前有否做過這類項目,不會一成不變。我們有很多海外客戶與同事,其實我覺得香港的勞動人口,是很addicts(投入)的。不是在商業機構做,或與外國交手過,很難察覺這件事。而且香港身為國際市場,訓練得香港人做事很靈活。我們經常說,歐美打個噴嚏,香港就會傷風,我們很受外來因素影響。其實所有香港機構,很習慣應付外來事,訓練到職業水平很高。我們招聘到的香港學生,質素是很高的。但我們亦要帶出一點是,現在很多時商業機構招聘時,共通是公司有一套文化、技術,但招聘回來後通常是某類人。例如我們除了成績好,還有溝通能力好,亦參與很多社會事務,當然是讀會計出來。
但近幾年發覺我們要請的不只是會計,客戶需要的往往不只商業,我們請回來的學生,也有的來自Microbiology(微生物學)、Engineering(工程學),但為何他們有興趣入商科,因為他們希望將所學用諸商科,我們亦覺得有很大幫助。所以我想帶出的是,其實如果機構可多方面吸納多技能的學生,以現時商業模式及世界瞬息萬變,是需要衝擊,很多不同的知識帶進來,衝擊出新思維,所以我們稱之為創新。大學培育人才,也是在於多方面發展。其實我們做商業、資訊服務再厲害,其實說到底我們都是要幫助客戶,客戶所需要的不只是金融服務。
程介明:社會不停分散,香港教育制度亦然
我覺得說社會變了,從我這類20世紀的人看起來,社會是開始有點散。有個問題我到處問,我試過在校長會上問:「你家裏有多少對鞋?」結果被校長抗議:「你應該問我們有多少個鞋櫃?」我想說的是,其實是過量生產,而且現在不是說大量生產,現在整個是個別化、度身訂造,不是分拆市場,所以大機構愈來愈少,小的、扁的、脆弱的。所以對僱員的承擔是少了。因此年輕人對機構的從屬性與忠誠都弱了。現在我們遇到什麼問題呢?學、用非一致,除了醫學院例外,是很大規模的不一致。就算第一份工一致,他也是不斷轉行,但不只如此,愈來愈多有能力的學生不想打工,自己創業,或者有能力打工,打工一、兩年後去旅行,將我們退休人士要去的地方全部去光光。還有些所謂多行業的,兼做數樣工作。看看有些校友名片,也不知道是什麼,他解釋了15分鐘,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但亦有些是自動失業的,不想做。我有個姪兒正是如此,只是不想上班。年輕人的職業觀、人生觀、幸福觀改變了,他不在乎,所以有些人經常轉工,是否對公司不滿?我說不是這個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不停分散。也許因為香港是自由市場,我覺得香港教育制度不知不覺在走這條路。
譬如中、小學的校本是很精彩的事。因為政府付錢。為何不是我付錢、不是我話事呢?於是你一定有好學校、差學校。香港有辦學團體,雖然質素參差,但辦學團體一般想辦好學校,何必自討苦吃?剛才如陳岡所說,老師也是如此,最好是上頭給了意見,我照樣執行就行了,但香港老師又不是如此想。當然工作是辛苦了,我也覺得資源是要增加,但整個方向是對的。現在不想上班、對職業沒有強烈歸屬感的,可能是未來的人類,即到時沒有那種保障,那你怎麼生活呢?簡言之,香港的校本觀念,老師希望自行塑造到自己的學習過程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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