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筆者80年代在港大修業時，有幸體會過兩任校長黃麗松教授和王賡武教授的管治作風。王校長是國際知名的歷史學家，溫文儒雅， 著作等身。他在港大沒有完成10年的任期提前離職（1986-1995），後轉往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管學術研究工作，備受李光耀器重，是國師級學者，目前擔任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王教授以86高齡仍經常到處講學及發表演講，編著不輟。他對港大有深厚感情，經常回港出席學術活動，喜歡住在港大柏立基學院。早前王校長接受本社深度專訪，對香港大學的發展優勢、香港人文學科前景、學習中國歷史方法、一國兩制的理想與現實，以及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都有談及，將分五篇刊登，敬希垂注。
文：文灼非社長
王：王賡武教授
文：你1995年離開港大，至今已23年了，你看港大這段期間的發展如何？
王：香港大學這幾十年來在學術上的貢獻是不停地在增進，學術水平在國際上的地位是很高的。但整個亞洲的大學變化很大，競爭也很激烈。
20多年前，亞洲好的大學只有幾間。現在不同了，不僅是日本、韓國，還有中國大陸，她們的競爭相當厲害，在東南亞和印度都很注重大學的發展。各國對高教的經費亦增加了不少，最明顯的是中國。港大在這種情況下，能夠維持這個地位實在不容易。我在新加坡20多年，新加坡政府非常重視對高教的投資。香港就有些地方不如新加坡，但很難比較。
新加坡的大學是國家大學，經費方面的發展十分穩定，也不停地改進，投資的方法不同。畢竟新加坡是獨立的國家，人才的需求與香港的情況不同，大學所要培訓出來的人才會用在新加坡這個地方。所以新加坡的注視力是相當強，她們在研究方面的發展，着重於適合新加坡的發展。這一點與香港不同，香港比較國際化。新加坡政府的支持是很特殊的，所以新加坡的高教發展得那麼快。香港與那麼多的國家不停地競爭，在亞洲崛起的情況下，能夠維持現在這個地位實在不容易。
香港大學保持地位的關鍵
文：你覺得香港大學能夠維持一直不衰的地位，有些時候還做得比其他地方的大學好，優勢在哪裏？
王：因為香港大學基本上還是一個國際大學，主要是對外的，當然也要考慮到中國的需要。中國並不靠香港，有自己的一套，國內有許多好的大學都可以發揮。港大可以在兩岸自由發展，在國際平台上跟其他國家大學比較，還是不錯的。當然跟世界最精英的大學比較，香港大學還是差了一截。她們都有大的國家、大的資源背景，不論是美國、英國、法國，她們是大國，香港到底是一個小地方，這種情況之下，能夠維持也是真不容易。高教的支持方面，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及其轄下的研究資助局做得很好，我看了許多研究計劃都很有深度和水平，香港好幾家大學都能夠維持相當的地位，研究經費的支持很重要，研究所選擇的主題不是完全為了一個國家，而是有國際水平的，在國際上是有價值的。
文：你認為港大在這20多年是朝着什麼方向發展？
王：在學術方面，我覺得港大的發展基本還是相當不錯的。她主要的目標是在國際高教維持水平，如果是為了香港自己需要的話，就是另外一個想法。因為香港沒有這個需求，香港的大學並不是完全為本地服務的，香港大學是為了維持國際水平而發展，就這一點，我覺得大學應付得很好。為了維持國際水平，朝着這個方面發展去做，原則上我完全了解，以這個為目標的話，她這個貢獻是很可觀的。
文：關於研究經費方面，很多人都批評香港相對來說是偏低的，你覺得是否有改善的空間？
王：其實香港還是不錯的，可是別的地方增加了不少，中國在高教方面，新的經費多到不得了，全世界可能沒有一個地方比中國的高教經費多，這些經費都用在國內的大學，這個很難比較。
新加坡也是個國家，為了國家把全部精力放在教育，高教是特別重要，以新加坡國立大學、南洋大學為主。政府對這兩間大學特別重視，所以經費很集中，香港則沒有這方面的支持。在同一平台，互相對比的話其實差不了多少。香港對各個學科都是一樣的待遇，這一原則上是對的，但以國外來比較的話，就顯得香港的經費沒有那麼突出；在國際上香港已是很不錯，只是其他的國家發展得快。
學術研究受限於社會環境
文：在90年代初你接受我在《信報》的訪問時，談到1997年以後做研究會不會受影響。你曾經談過工程、醫學這些理工科的問題不大，但不肯定社會科學會不會受影響。你現在回看這20多年來，在社會科學的發展和研究，與回歸前互相比較，是不是沒有什麼不同，影響是否不大?
王：坦白說，在香港的社會，社會科學的發展本來就有限制，如果跟中國大陸的環境比較的話，在題目及各種研究的方向範圍比較狹隘。回歸以後，中國大陸的社會科學所面對的問題非常複雜。全國各地有不同的環境，學者接觸到的和關心的問題，與香港學者一般所關心的問題有相當距離，這一點是在所難免的。而且北京非常重視，也是投資了不少的經費，鼓勵所有的學者對中國各種環境盡量了解當地社會和經濟問題，這方面他們的人才多，難以比較。
香港的社會科學學者要到中國做研究的話，條件是不及他們的。他們有許多本地知識，認識都比香港人強。你要去跟他們合作的話，既不方便也有限制，你到底都是外來人。我當時感覺到這很難直接和他們競爭。科技就不同，科技是國際性，對就是對，不對就不對，你能夠發明或有新的發現，大家公認，也沒有偏見。全世界的大學如果成績好，大家都公認。社會科學不同，將來都是如此，文化背景、社會的意識形態及政治上的問題，每個國家都不同。不管是回歸不回歸，學者要到其他國家做研究，都會面對同樣的困難，這一點絕對是很自然的。但是學者要盡自己的力量，利用學術上的基礎，考慮、探求這些問題。如果真正考究得好的話，還是會有新的見解，這要靠理智和智慧，但條件也是不如人意的，社會科學絕對如此。
香港學者較新加坡更自由
文：你剛才提到新加坡政府花大量的精力和經費，希望國內大學可以做一些對本土發展有影響力的研究，或者從學生的出路、服務國家的角度考慮較多。香港好像較自由開放，政府也沒有下什麼命令去研究什麼問題，好像與學界的聯繫並不密切。相對新加坡，香港政府利用大專院校做研究而服務社會的這個想法，好像沒有那麼迫切。
王：簡單來說，新加坡是一個獨立的政府，她要保證小國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之下，怎樣維持人民生活水平、治安及進步，要考慮的東西太多了。她還要顧及自己的國防、外交、外貿等政策上的國際問題。他們如果不準備這一群人才應付這些問題，國家是不能夠生存的。香港不存在這些問題，便可以關注一般性的學術和自由地發揮。
因為國家不靠香港，中國的社科院人才那麼多，這其實是香港的一個優勢。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要求和需要或感興趣的問題，沒有規定做哪一方面的研究，政府也不干涉和限制，這一點連中國、新加坡都做不到。香港的自由跟其他國際大學相比，基本上環境是相同的，這是優勢。新加坡也會讓學者有發揮的空間，但希望他們盡量考慮和照顧新加坡的需要，總括來說，他們可選擇的範圍比較受限制。
文：香港政府有沒有好好利用香港高校的優勢，讓學者們做一些策略性研究和對香港的分析？
王：香港政府從來沒有對高教大學有所干預，一點也沒有，也沒有指定要做什麼東西，這是幾十年的傳統。我在港大的時候，從沒有試過政府要求我們做什麼，完全由我們自由發揮，完全靠學者自己的經歷、精神和學術興趣。這個傳統本身沒有大的問題，國家既然沒有要求香港做特別的研究，從學者的角度來說，香港這樣的環境實在太難得了，所以政府不干涉有它的好處。
但自由發揮之外，學者也要負責任的，不可能不關心本地社會的需要。學者要考慮到他們身處社會的問題，要盡自己的力量幫助，考慮普通人的需要。
文：有些學者原本想做一些本地的研究，但因為想晉升，只好選擇另類的研究。只做當地的研究很難找到發表的地方，也很難登上國際的學術期刊，這個會不會是個矛盾？
王：新加坡也遇到同樣的問題，若要研究新加坡當地的問題，很難找到有名氣的雜誌出版。但新加坡學者為國家效忠，願意為國家做點事情，雖然在國際學術水平上有所忽略，只重視為新加坡的發展作出貢獻，替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社會盡力。小國家（新加坡）和小地方（香港）所面對的問題是一樣的。
專訪王賡武教授．之一
本系列文章
王賡武：從新加坡看香港大學如何維持國際優勢
王賡武簡介
國際知名中國歷史學家及海外華人歷史權威。1986-1995年出任香港大學校長，任內成立香港大學教研發展基金，促進大學加強與社會的連繫，並提升大學的教學和研究能力。曾任香港演藝發展局董事會主席、香港環境污染問題諮詢委員會主席，1989年獲委任為行政局議員。從香港大學榮休後，王教授轉往新加坡國立大學工作，肩負學術研究和領導職務，包括擔任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理事會主席。王教授於2007年獲新加坡國立大學頒授「大學教授」殊榮，目前擔任東亞研究所理事會主席，同時是東南亞研究院董事會主席。
王教授獲得眾多殊榮和獎項，榮譽法學博士的院校包括墨爾本的蒙納士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墨爾本大學及檳城的宏願開放大學；頒授榮譽文學博士的大學則有雪梨大學、赫爾大學、香港大學、香港公開大學、嶺南大學及劍橋大學等。王教授亦是澳洲國立大學的榮休教授。他是澳洲人文學院前任院長；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的外籍名譽院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研究員；以及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他對中國及東南亞歷史的傑出研究貢獻，為他贏得1994年福岡亞洲文化獎項的學術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