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在北京草簽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和三個附件，同月，信報有限公司出版了《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一書，輯錄了社長林行止自1975年5月2日至1984年9月1日發表在《信報》的〈政經短評〉（社論）文章。今年適逢《信報》創刊45周年，林行止的千金林在山翻譯了《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一書，定名Conjecturing Hong Kong’s Future: Lam Hang-chi’s Editorials from the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1975-1984，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早前，林在山接受了本社訪問，暢談翻譯此書的緣起和感受，分兩篇發表，以下為訪問內容：
讓英語讀者了解林行止文章
記者：《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的文章寫在1975-1984年間，今日翻譯出版林先生34至43年前的文章，是否有特別的意義？
林在山：我覺得這本書很有可讀性。當年我還很小，對家父在七十、八十年代寫的文章印象不深。但我認為難得的是，如果你有興趣香港的歷史，你看史家寫香港那個年代，跟他（林行止）每日對着整個城市的人，以及所發生的事情作出反應，表達自己的看法，這種感覺是完全不同的。我回顧這些文章，一口氣閱讀，跟細細體會，感覺又不一樣。因為社論是每日去寫的，每日對時事的反應，但你一口氣讀的話，其實是在讀香港的故事，（這些文章）連貫性很強。我喜歡讀歷史，我也喜歡讀小說，我覺得這批文章有齊這些元素，可讀性是很高的。
可惜的是，過去英語世界的讀者無緣閱讀這些文章。家父早在1974/75年就已關注香港前途問題，當年很多香港人以「識得變通」為傲，突然間被告之香港不可以變，「五十年不變」，幾十年後的今天回望過去，不僅轉變很多，而且對轉變的看法亦各有不同，這很有意思。為什麼我要親自翻譯？我覺得有趣，我喜歡文字，我也喜歡讀歷史，讓另一些（英語世界的）讀者群讀到家父的文章，也是很有意思的事。
記者：林行止先生著作等身，為什麼要選擇這本早期的文集翻譯出版呢？
林在山：因為我的「野心」是很大的，我的翻譯計劃，是從他（林行止）1974/75年開始講香港前途問題，到1984年中英簽署《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段落。其實上世紀的七十、八十年代，香港人仍然很naive（天真），很多人心存僥倖，以為英國人會如何（捍衛香港）。當時中國內地開放之門還剛剛打開，可能性如何還未知道。這是一個階段，到1984年就像一個分水嶺，到這個時候，（港人）知道，無論北京還是倫敦，都不可相信，不可依靠，這是一個階段，然後是1984年到回歸的1997年是另一階段，接着便是回歸以後的階段。這三個階段（的文章）我都想做（翻譯）。
記者：換言之，現在翻譯的文章屬於第一階段1975-84年？
林在山：是的，儘管他之前也談過，但不是十分系統性地談，我想他是到了1974/75年才系統性地談到中英和香港前途問題。
第二、第三階段家父關於中英和香港問題的文章，不僅打算出版英文譯本，也計劃出版中文本，因為除了這本《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已出版，1984年到1997年，以至1997年以後香港問題的文章，除了收錄在台灣出版的《林行止文集》外，並沒有獨立出書。因此，希望日後中英文版本同時面世。其實，第一本（《香港前途問題的設想與事實》）也想過再版，但現在決定先出英文版。
記者：很多人想找回當時的文獻卻找不到？
林在山：現在翻翻舊報紙也可以找到，但我覺得既有趣，亦感慨的是，當時他看到很多可能發生的問題，到頭來也的確發生了。當然有部分看法有偏差，但他的很多觀點卻是「離奇地」對；當時預料會出現的問題，甚至是已出現的問題，很多甚至到現在仍未解決。
許多「預言」不幸而言中
家父很早就認為，（政治制度）要加入民主成分，最初是區議會，後來是立法局，到現在一樣有些問題令制度效率不彰或出現其他狀況，例如房屋問題令年輕人鼓噪，可能會上街。當年市民或許會覺得這裏是香港，哪會發生這樣的事？現在果然是發生了。很多這樣的「預言」，今天都是不幸而言中了！
記者：當初為何有這樣的構思？中大出版社如何跟您洽談出版這個英譯本？
林在山：因為我覺得這件事值得做，但為何是由我去做？因為有意思嘛！出版經理是詹德隆介紹的，中文版的內容他們也很了解。出版社安排了一位很好的編輯Rachel，工作很認真仔細，跟我談了很多書中的細節。
這本書的英譯本得以出版，我希望不是因為家父的社會地位使然，而是一位至今仍然筆耕不輟的作者，系統地探討香港問題，有自己的見解，對不對都完全呈現，沒有逃避，沒有隱瞞，這很難得。
3年磨一劍 可讀性最重要
記者：林先生怎樣看翻譯他的舊文？翻譯的難度高嗎？
林在山：他很開心。我也不覺得特別難翻譯。我跟家父談過，他認為可讀性很重要，要考慮讀者群。舉例說，儘管他的文章有很多理論，用了許多典故，可讀性仍然很高，因為文章很即時，很真，與讀者沒有距離。
我希望他的觀點能夠完全地、準確地呈現，但在翻譯過程中，修辭上要作出取捨，例如有些句子，我考慮到讀者需要許多背景知識才能了解，因此決定不直譯。
記者：整個過程用了多少時間？
林在山：3年左右。我是很悠閒地譯，因為真的很enjoy（享受）。
記者：林先生的文章，有些寫得很通俗，例如1982年12月2日的《政經短評》，有「共產黨即使樣樣一流，創造財富卻是九流」之句，「一流」和「九流」都是廣東人經常掛在嘴邊的說法，是否因此您才英譯為 “Even if the Communist Party is first rate in everything, it is far from first rate when it comes to individual wealth creation”，用”far from first rate”，以代替「九流」的辛辣？
林在山：我希望表達他的意思，多於直譯句子，因為有些表達是廣東人才會明白，例如他有一篇〈北京不可黃大仙〉（1983年11月29日），作為譯者，我當然可以解釋「黃大仙」的意思，但我譯作Peking Cannot be the Genie in the Lamp。我認為，如果你以英語作為母語，一定知道是什麼意思，正如香港的中文讀者，一定明白「黃大仙」是什麼，兩者的意思都是「有求必應」，可讀性也一樣，但the Genie in the Lamp還多了一層意思，那就是或遲或早，都要付出代價，儘管「黃大仙」並沒有這個意思，但我還是這樣譯，因為我覺得符合北京與香港關係的情況。這種「少少佻皮」是有的，但刻意令他說的話不會「開罪」任何人，則絕對沒有。
粵語化的中文和英文是不同的。我很想翻譯這本書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我有很多時候在英國，我發現，對英國殖民歷史有興趣的人，對香港的故事其實很陌生，尤其是香港人自己說出來，而不是由英國學者說出來。因此，我想，是否太含蓄就難以一針見血呢？
記者：在您的譯本中，直譯和意譯的比重如何拿揑呢？是否覺得有些地方用直譯比較能保留文章的神韻，有些地方覺得意譯更具可讀性，這方面有沒有跟林先生談過？
林在山：沒有談得那麼仔細，但有些資料查不到人物或情況，我會問他。他的記憶力奇佳，一些篇幅很小的新聞他都記得。至於直譯還是意譯，倒沒有計算過比重，但他引用的一些典故，倒如〈學習陶朱公從頭幹起的精神〉（1982年12月13日），我是完全應用他的故事。不過，有時他引用一句詩，我會乾脆翻譯全詩，因為覺得有需要；他形容九七前「唱好」香港前途的人〈「正音」合唱歌聲嘹亮〉（1982年12月1日），我則譯為A Choir of Yes-Men，本來「合唱」英文可用chorus，不過因為北京當時不喜歡「噪音」，喜歡「和諧」，因此我用choir而不用chorus；又如〈烏龜背蝎子過河的教訓〉一篇（1984年1月13日），我譯為What the Tortoise Taught Us，意思不變，但絕不是直譯，他看了也覺得有趣。（二之一）
本系列文章
林在山簡介
《信報》創辦人林山木（筆名林行止）長女。曾在加拿大、英國及美國留學，持有英國劍橋大學英文系學士學位、芝加哥大學社會科學系（法律及經濟）碩士學位及英國卡的夫 Thomson Foundation 新聞專業文憑。曾任香港電台電視部及英國廣播公司文化節目編劇及主持，1994年加入《信報財經新聞》，1998年成為執行董事，亦曾以專欄作家及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撰寫有關文化的文章；2001年獲世界經濟論壇選為明日世界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