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戰是利益戰，諸侯習慣了雄性爭強方式，以武力奪利，唯多數只得一時之小利，卻不察整體上的得不償失，無論如何，戰爭都禍延百姓，一是戰場上的傷亡，二是阻礙農耕生產，春秋時的民饑，多是由此而起。時至管仲，提出「以人為本」理念，立「法」而用「法」來制約「律」，使「刑律」有一個「以人為本」的審判原則，擺脫人治，保障當時人民，這實際上就是一個人權觀念，而這人權觀念上承上古時代自然觀的「陰陽調和」傳統，尊重生命，還保障謀生權。〔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中國古代社會一體論與全民保障「信」文化〕
人民是戰爭的最大持份者
〈孫子兵法·謀攻〉說「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孫子兵法》的非戰思想，實際上是把戰場轉移，由沙場轉移至田土，不用刀劍用鋤犁，真正的化干戈為玉帛。
管仲、老子、孫子的非戰思想，就是這人權觀念延伸而來，比較全面，不單是追求免戰，兼且保障謀生，不同於現代的非戰思想。現代的非戰思想只留於口號上要求和平，只有要求政權免戰，力量非常薄弱。畢竟，現代非戰思想，突出的一套自由平等人權觀。多得這現代新思維的啟發，重新翻閱古籍，檢閱古代人權理念，找回《管子》及《道德經》的真正人權意義。只因自西漢起，政治制度出現重大轉變，思想轉為「以君為本」，加強帝制統治，使這套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人權觀念埋沒了。
一直以來的戰爭，都沒有記上人民這一筆，而事實上，人民是戰爭的持份者，而且是最大的持份者。現在找回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的非戰思想，找回人民可以是決定戰爭的關鍵角色，探討戰爭，便可以重返人民的角度來觀看。
〈孫子兵法·九變〉說「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將受命於君，合軍聚眾」。春秋時代，沒有太多職業軍人，只有小量是受俸祿的士，要是出兵，便由服兵役的人民組軍，所以人民在戰爭中，本來是佔有一個舉足輕重的位置。
但是可以想像，在實戰時，人民兵之間的勇鬥，是難說勝負，在任何戰陣中，都會出現人民兵勇鬥，那又怎言勝敗。人在非到死亡邊緣，是難言奮戰。那麼，〈孫子兵法·軍形〉說「勝者之戰，民也，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谿，形也」，人民兵又怎樣可以像「決積水于千仞之谿」一樣，形成這樣的氣勢，又怎樣可以如〈孫子兵法·兵勢〉所說「三軍之眾，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奇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碬投卵者，虛實是也」，出動這些人民兵，又怎可以勇於迎敵而無敗？而且可以如石擊卵，毀敵那麼容易呢？這「奇正」和「虛實」這麼厲害，但《孫子兵法》又沒有詳細說明，到底這「奇正」和「虛實」又是什麼？
〈孫子兵法·始計〉說「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此中說這個「道」，就可以令人民「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什麼是「道」，便要回到《道德經》與《管子》所說的政權與人民的關係，政權以人民的生存生活為主要施政目的，可以說是政權保障人民謀生的社會責任，就是這個政權與人民的相依關係「令民與上同意也」。
這亦就是〈管子·兵法〉所說「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實際上是把治民政治理念融入兵法，在政治理念上，同樣也就是《道德經》51章所說「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當時的「道德」二字，並非是指什麼行為準則，而是指政權照顧人民的「以人為本」理念，用現代術語說，可以說是「權力社會責任」，是政權全面性的照顧全民生活的責任。
但要說明，這所謂的「權力社會責任」是陰性，除了社會責任之外便再沒有其他，是中國古代「陰陽調和」社會理論的重要構成部分，以陰性來調節社會上剛強的陽性。《道德經》第2章說「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上古時代就是這「權力社會責任」使政權與人民建立良好關係。〈管子·幼官〉便說「民之所利立之，所害除之，則民人從」，人民生活有保障，才會支持政權。
「以正治國」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奇兵
政權保障人民謀生的政治理念，就是老子所說的「以正治國」。〈孫子兵法·始計〉說「故經之以五事」，其中「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意思就是指因應天時地利發展農業經濟。以發展經濟保障人民生活以強民，就是老子所說的「以奇用兵」。
〈管子·七法〉說「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無敵。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這「以奇用兵」是無敵的。實際上「以正治國，以奇用兵」時，人民兵之勇，只是勇於耕作，勇於生產，勇於生活，民富國強。事實上，落實農業生產管理，人民投入生產，比起上戰場會積極得多。這個便是《孫子兵法》所說的「正奇」。〔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管仲和平主義的「以正治國，以奇用兵」〕
「以正治國」的「治」，相對便是「亂」。《孫子兵法》便說出這個強兵之勢取勝，以兩國國民生產的強弱比較，反映「治」「亂」，「治」「亂」相比，勝負已分。所以〈孫子兵法·兵勢〉說「紛紛紜紜，鬥亂，而不可亂也」。而春秋時代的「亂」通常是由諸侯「不善政」導致民不聊生而來，所以「治」「亂」之分就「善政」與「不善政」之分。〈孫子兵法·始計〉說「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在廟算就用這「治」與「亂」來計算雙方的實力。〈孫子兵法·兵勢〉說「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就是以「以正治國」奪敵國三軍之氣。〈孫子兵法·兵勢〉說「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以正治國」就是與「以奇用兵」相生，「以正治國」與「以奇用兵」的相互關係就是「循環無端」，「以正治國」就是進可攻退可守的「奇兵」。在實戰戰場上，是沒有「正奇」可言，只有殺傷。相反，《孫子兵法》根本就是以這「正奇」的「詭道」來止戰。
「以正治國」施政用在本國可以增強本國的實力，而「以正治國」施政策略可與別國分享，讓別國也同樣「以正治國」，讓別國也可富強，人民也有生活，以這樣方式進攻而達至非戰，這就是〈孫子兵法·虛實〉所說「勝可為也，敵雖眾，可使無鬥」，也即是〈孫子兵法·始計〉所說「利而誘之，亂而取之」的非戰式取敵方法。這「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的進攻方式，是可以使敵人自願接受，這便是《孫子兵法》所說「虛實」的玄妙，〈孫子兵法·虛實〉便說「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
春秋時代「諸侯之謀」，所謀的是增加自己的私利。〈孫子兵法·軍爭〉說「掠鄉分眾，廓地分利，懸權而動，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事實上，當時諸侯互相攻伐，不單是為掠地，同時還要掠奪人民，因為有人耕作，土地有產出，諸侯才會有利，所以春秋時代的是利益戰。而就是只因為「利」，謀利可以有多種途徑，有直途，有迂途。「以正治國」就是直途，戰爭就是迂途。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可以不用戰爭而達至各方面都得益，諸侯得益，人民亦得益，所以〈孫子兵法·謀攻〉說「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道德經》第57章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就是進可攻退可守以及能夠保全天下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管仲相齊政策，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為齊桓公主政四十多年，使齊國「小匡」，最後「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得到一時的天下太平，諸侯國之間互相解困，民間輕賦稅事生產。這就是〈孫子兵法·兵勢〉說的「以正合，以奇勝」。
〈管子·小匡〉便記載着這段歷史，說「故鈞之以愛，致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是故天下小國諸侯，既服桓公，莫之敢倍而歸之，喜其愛而貪其利，信其仁而畏其武，桓公知天下小國諸侯之多與己也，於是又大施惠焉。可為憂者為之憂，可為謀者為之謀，可為動者為之動，伐譚萊而不有也，諸侯稱仁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幾而不正，廛而不稅，以為諸侯之利，諸侯稱寬焉。築蔡鄢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教大成，是故天下之於桓公，遠國之民，望如父母，近國之民，從如流水，故行地滋遠，得人彌眾。是何也，懷其文而畏其武」。
「以君為本」的思維興起
春秋時代諸侯發動戰爭，人民都知道只是諸侯為奪私利，出戰時，是不會為諸侯而賣命，只會為自己求生而奮戰。當時人民是有選擇權，可以用腳投票，移民到可以生活的地方。管仲治下齊國之強，正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人民歸之如流水，使齊國擴大生產力而因而富強。
畢竟人亡政息，「一匡天下」的太平日子只是曇花一現。而春秋末再經過200多年的戰國之亂，之前這套「以人為本」人權觀及經濟觀，以及「權力社會責任」理念完全消失。自西漢起，歷史進入了「以君為本」時代，經濟是人民自理，朝廷只管抽稅。
在西方，自羅馬帝國興起，同樣是走入了「以君為本」時代，經濟亦差不多一樣發展，由人民自理，朝廷只管抽稅。至15世紀，歐洲殖民地主義興起，「以君為本」的殖民地霸權出現，國家殖民地外展勢力協助國人外貿發展，歐洲各國商人經商所得的財富，是與政權互利，亦由市場爭奪戰演變成戰爭。歷史不多說了，至18世紀共和政體以及資本主義的出現，經濟展開自由貿易的道路，事實上，只是「以君為本」理念，由政治轉而走入市場，在市場上，企業形同一個個「以君為本」國家。
西方經濟理念，由字源學分析，國家經濟實際上是相當國家財政管理，是「以君為本」的。所以現代人學經濟，都是指理財，包括企業理財，或個人理財。這與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照顧每一個人謀生的經濟觀定位完全不同。在這種「以君為本」理財觀念下看市場，都是為着增加自己財富而去搶奪，美其名為競爭，包括國家層面、企業層面、以及個人層面。按中國古代「陰陽」理論而論，這便是老子所說「萬物負陰而抱陽」的陽性，或稱為雄性。
現代在這種「以君為本」的經濟思維下，一切都是陽陽對決或雄雄相爭，這種形勢與春秋時代諸侯相爭何其相似。現時中美之間的貿易戰，只是由經濟層面惡化至政治層面而已，可惜，無論是經濟層面或政治層面，都是雄雄相爭，問題是解決不了，受害的只有是兩國的人民。〈孟子·盡心下〉便說「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在「以君為本」思維主導下的世界，貧窮問題是無法解決，市場發展至惡性競爭是無法解決，軍事對壘的國際格局亦開始逐漸形成。面對這個形勢，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經濟理念以及全民保障的「信」文化有必要重新介紹出來，經濟問題得到解決，政治問題便得到解決，由此可以避免戰爭再發生。「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可會是解決問題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中國古代以人為本經濟觀為現代帶來新思維〕
〈孫子兵法·謀攻〉說「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必以全爭于天下，故兵不頓，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已說明「屈人之兵」並非實戰，戰爭解決不了問題，不能長久，長久之計是以能夠保全所有人的生命，「以無事取天下」。孫子的橫向思維，直說出來，就是用經濟手段化解戰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