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早上，我正在吃午餐，收到朋友的短訊，說「霍老師剛於中午退下為中國文化復歸正位的火線，往生淨土了」，十分愕然；至晚間六時許，傳來了法住機構的訃告：霍韜晦教授於2018年6月6日中午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因病安詳辭世，享壽78。真的太意外了！
與霍教授的淵源
去年「法住機構」創立35周年，霍韜晦特設計了一系列以「歷史從這裏開始……」為題的會慶講座，檢視當代文化的各種問題。我榮幸地獲邀主講一個題目「全球化與本土主義──今天的左翼與右翼」，並安排在7月22日講。當日我提早了半小時到達，霍先生親自迎接我，並在會客室聊天了一會，當時他精神飽滿，侃侃而談，對我的近況垂詢有加，並對中國文化表示了遠景的樂觀。最後，講座開始的時間到了，他還親自坐在講堂的第一行，聆聽我的愚見，歷時逾兩小時，這實在令我十分感動。臨離開時，他還送了兩本著作給我。想不到那次見面是最後的一次了。
過去30多年，我與法住機構的關係並不密切，不過，我卻是霍教授在大學教學佛學思想的第一代弟子。70年代初期，我在中文大學新亞哲學系就讀（那時崇基書院也有哲學系），對中西哲學求知慾甚強，殷望也切。當時唐君毅先生和牟宗三先生兩位新儒學大師都任教新亞哲學系，主講中西哲學思想，一般哲學系學生都會修讀；我則除了唐牟兩位先生的課外，還修讀崇基書院勞思光及何秀煌等教授的「知識論」、「唐德哲學」及「西洋哲學史」等課。
在我大學四年級的時候，霍先生剛從日本留學回來，任教新亞書院，開授「印度哲學」及「中國佛學」等課；我修了一年課，逐漸對中國佛學有一個初步的認識。我和他只有一年的接觸；可惜，我悟性不高，對於佛學始終還未能進一步參透。後來我讀碩士學位是研究西方哲學的知識論。自大學畢業及工作以來，始終對於社會政治現實問題關注較多；碩士畢業以後，從事高等教育，在教學及研究方面慢慢轉向了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的研究。
與「法住機構」的淵源
在80年代初中期，聞說霍先生離開中大而創立「法住機構」，以民間學者身份傳揚中國文化及佛學。當時我已在一間大專任教，並開始在報章撰寫時事政論；更參與了一些政治團體的活動；那時九七及香港的前途問題是我關心的重點。記得當時的「法住機構」設在何文田的冠華園一樓，我也開始參與一些「法住」的活動，好像是主講了一些講座，另外也參加了一些時事座談會；另外霍先生有意在「法住」出版的雜誌上組織一些九七問題專輯，我和幾個朋友也提供了一些意見。
在整個90年代，我和霍先生幾乎沒有什麼接觸。這是因為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六四」之後，我和一些朋友共同忙於從事另外的推進民主思想的工作；其次，我在90年代中期赴澳洲修讀政治學博士學位，回港之後，大學學術風氣大變；重視論文出版數量及國際排名的趨勢，令教學者疲於奔命。
最近十多年，與霍先生的接觸較多了；我與「法住機構」（主要是同霍教授的弟子）共同辦成了一些計劃，例如，組織了「未來民主路」的兩輯講座以及出版了合編的《神州六十年》。十多年來，目睹霍先生以個人的企業魄力，無比宏願將「法住」從一個佔地僅數百呎的機構，發展成一個佔有超過兩萬呎的官塘總部；他的嘔心瀝血，並沒有白費，現在分支機構分佈中國內地、馬來西亞、新加坡的跨國界民間教育機構，「法住」從一個職員數人的小機構壯大成為一個橫跨亞洲數國的民間教育文化大企業，成績斐然，實在令人欽佩。
最為難得的，「法住機構」的發展，純粹是憑藉私人的力量，政府沒有任何資助；這足以證明香港擁有一個極其活躍的民間社會；而一個活躍的民間社會正是專制思想及制度的剋星。霍教授以廣博的中西哲學知識，深刻的人文主義情懷，敏銳的時代觸覺，對當代的現實政治、社會、道德問題提出反思及論述，實在有啟迪人心的巨大作用，相信也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我則企盼「法住機構」在霍教授離開之後，能繼續發光發熱，為中國文化之更生現代化奮發前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