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大門，門口左邊有3D打印機、衣車及燙畫T恤機。眼角瞥見遠一點的角落，有一部大電視，走近一點才看見兩個小朋友拿着遙控器，聚精會神在玩電玩遊戲。轉角有三個書架，放滿不同類別的桌上遊戲。突然，耳際傳來叮叮噹噹的聲音，循着聲音走到圖書館內最遠的角落，迎面而來是一張乒乓波檯，另一邊還有人玩足球機。
對，這是一座圖書館，一座可以光明正大在裏面打機和打波的圖書館。
圖書館倡平等多元 受條例保障
埃斯波Espoo 是芬蘭第二大城市，離開首都海辛基不太遠，地鐵車程大約50分鐘。Espoo 人口約28萬，18歲以下的人口卻佔25%，被譽為歐洲其中一個最能持續發展的城市，是區內科技發展研究的樞紐。2015年，Espoo 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十大「學習城市」的先鋒之一。學校雖然是一個學習重地，但是一座城市應該設有更多學習空間。市政府參照UNESCO 「學習城市脈絡(GNLC)」的建議，改善和發展市內設施，在社區鼓勵「動手做」的文化。
提到學習，除了學校，必然離不開圖書館。芬蘭的圖書館一直都備受稱讚，不管是藏書量還是裝飾設計，都非常吸引學生及普羅大眾到訪。「感．創．做」團隊走進一間位商場，三樓全層都是圖書館。市政府有意地把「動手做」的理念，融入每一個學習空間，館內的電腦、3D打印機、衣車、燙畫T-shirt機等設備，市民可以免費使用。
館內設有兒童圖書間，矮矮的七彩圖書架都裝上了輪，隨時可以移動，闢出一大片空間。留一片空間做什麼？旁邊有一個大衣架， 掛滿不同戲服及動物服，孩子及爸媽可以玩一場即興劇場（dress-up pretend play）。 意猶未盡嗎？旁邊還有數本厚厚的相片目錄、一袋袋不同服飾，一家大細可以借回家繼續玩。
在圖書館內玩電玩遊戲、桌上遊戲，甚至打乒乓波做運動，相信是每一個香港人都沒有想像過的畫面。學習，從來不應局限於閱讀；玩，也是學習的重要一環。芬蘭是少數設有「圖書館條例」的國家，首條條例始於1928年，每過一段時間便會重新檢視。2016年的最新條例以「平等」及「民主」為本，以共同（commonality）、多樣（diversity）以及多元文化（multi-culturalism）為主軸 。條例重新定義圖書館的功能──「向每一個市民提供同等的機會學習文化與文明，促進市民積極投入，貫徹終生學習。」
不一樣的市政大樓
香港的社區設施，都是按功能建成一幢幢不同的大樓，圖書館是一幢樓，社區中心是另一幢樓，即使是市政大廈，也會按樓層分類不同服務。文化及教育局總監Kristiina Erkkilä帶我們去了另一個一年半前大裝修過的商場，表面上看來是一個購物中心，一、二樓也是吃喝玩樂的地方。可是來到三樓，卻是一個綜合服務中心，十項公共服務共冶一爐。服務中心設有：圖書館、婦產及兒童健康診所，成年人健康中心，精神健康及藥物濫用服務、X光及化驗服務、醫療造影中心、青少年升學及就業諮詢服務、房屋諮詢服務、社會保障服務、為一般市民服務。
一家人來到這裏，可以各有所取：看醫生、身體檢查、產前檢查、嬰兒照顧諮詢、精神輔導、找工作、申請交通咭、老人卡、福利證件、釣魚許可證、借閱圖書、開會、做木工，甚至彈琴。對，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彈琴和做木工，因為中心還設有一個藝術及文化的聚集地。圖書館內還設有小舞台和燈光效果，可以舉辦講座、音樂會，也會舉行街坊大會。 參觀當日，大電視正直播冬季奧運會，不少市民都在觀看。
館內還設有一個音樂室以及四個房間，市民可以免費借用。音樂室前面放了一座鋼琴，市民可任意彈奏，只要戴上耳筒就不會騷擾到別人。四個房間亦有不同用途，其中一間特別用作文化及藝術作品展覽。另一間自造室（paja）亦非常有規模，當天有一個13歲的男孩正在造自己的木筆盒。工作人員告訴我們，有老人家會在自造室重現自己的手工藝術，並傳授工藝給年青人。年青人又會主動協助年長的市民，使用電腦及手機，自造室成為一個人們可以自然交流的空間。
我們終於忍不住問管理員，圖書館不是一個寧靜的地方嗎？搭建一個小舞台的話，必然會製造不少聲浪。管理員解釋，圖書館的天花，是針對聲浪對讀者的影響而特別設計。他理所當然地說：「聲音是一定會有，但是整個環境變得更有生氣，普羅大眾亦已接受圖書館能夠帶動文化交流，不同年紀和種族的市民可以在這裏互相學習。」
人，其實就是最好的資源。
老師走在改革最前線
回看香港，文化被視為「康樂事務」的一部分，教育又由另一個局處理。在芬蘭，文化與教育被視為一體。當地人追求快樂及平等學習的文化，正正反映在芬蘭的教育體制上。文化及教育部總監Kristiina出身於老師世家，她原本也是一位老師。她告訴我們，芬蘭的教育改革，原來也由老師訓練開始。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芬蘭非常注重教育，但是走傳統保守路線，由國家設定詳細的課程內容。九十年代初，芬蘭經濟衰退，政府不得不大幅削減教育資源，卻成為教育改革的契機。國家容許市政府以有限的資源，自決各城市的教育發展，實行教育地區化（decentralization）。從此，政府只提供簡單的框架和指引，還取消了視學制度（編按：政府派員觀察老師授課），全權交由學校和老師決定怎樣做，才能達到最佳的學習效果。
這個漫長的改革，由老師訓練開始。八十年代初，因為杜威的學說，動手做（Learning by doing，LBD）在師訓中已相當流行，但是當時的學校教育還是以科目或行業技術為主。九十年代開始，教育開始以學習為主，而非教導為主。再培訓的過程之中，老師需要放下高高在上的角色，以一個學習者的身份進入課室，以學生的角度去感受，反思怎樣才是有效的學習。所有老師都必須進修碩士課程，進行教育研究，在實習教學時實踐研究的得著。老師的角色並不局限於班房之中，他們也需要積極參與社會服務。
取消視學制度十年之後，芬蘭在2000年依然高倨PISA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的榜首，證明「管得少」不代表教育素質就會下降。即使芬蘭在2015年的PISA的排名下滑，但是芬蘭學生的全人發展做得更好，學生的生活滿意度較高，大部分同學不會在學習上感到緊張。學生認為自己曾受欺凌的比例，也遠較香港低。
每一個角落也是學習的好地方
「教育實在太重要，不能只靠教育工作者去做。」（Education is too valuable to be left only for educators.）Kristiina說。正如在Espoo市內，每一個角落都有可能是學習空間。市政府推行不同創新計劃，例如KYKY模擬市集就配搭不同的學校和公司，共同創作新產品及服務概念；又例如Me & MyCity，在當地公司的支持下，讓六年級學生可以花一整天，在真實環境扮演僱員及顧客，學習商業經濟及社會的關係。
學習就是生活，生活中的每個場所，都是學習的好地方。
共融社會、終生學習、共享社會資源、商界參與、關愛文化──這些口號，香港政府常常掛在口邊。過往也有不同局的局長去過芬蘭取經，但是回看今日的圖書館，取經之旅似乎無功而還。香港的圖書館還是只有書、報紙、雜誌、電腦這些靜態的資料，館內大部分都是閱報的老人家。如何才能吸引更多市民，尤其是年輕人，使用圖書館設施？如何提升圖書館的功能，促進不同年齡層的市民，不同種族的市民，能互相交流及溝通？政府及商界如何合作，推動共融文化，建立終生學習的環境？或許政府需要在內部有更多溝通，確定共同目標，從一個小社區出發，嘗試改變。
賽馬會「感．創・做」大本營也努力在堅樂第二小學，協助老師建立更正面、更寬闊的學習環境。然而，即使芬蘭經驗再好，老師們也清楚知道不能直接複製。回港後，老師也開始嘗試不同的新主意，嘗試在學校建立一個更尊重和信任孩子的學習環境。下一回就讓老師與大家分享他們的新嘗試。
原刊於《明報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朝聖芬蘭五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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