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已表明將於下學年恢復初中中史作為獨立必修科的地位，所以新課程將會面向本港所有初中學生，承擔普及教育之中國史教育和國民教育的重責。作為全港年青人在普及教育階段的課程，中史科內容必須全面而適切，有助新一代客觀、全面、有系統、有興趣地學習國史，了解國家民族的過去，並鑑古知今，明辨是非善惡，對國史和國族擁有一份溫情與敬意。要達到這一目的，政治興亡史理應得到重視，並扮演至為重要角色，所以新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政治史佔七成半內容，文化史只有一成半，實在值得支持和肯定。
課程架構形同虛設
不過，課程內容應如何取捨，社會上有不同意見。有人批評新修訂初中中國歷史科課程，有重政治興亡史而輕社會文化史的傾向，令學生只知中國歷朝治亂興衰的循環，未能從多角度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然而，眾所周知，舊中史課程分甲部和乙部，甲部是政治興亡史，乙部是文化史，課程本身具備社會文化的內容，教師之所以不教是因為初中中史科課時不足，與課程結構無關。事實上，不少學校都未能完成甲部課程，嚴重者在初中三年只能教完八年抗戰，試問又那有空間教授文化史呢？所謂前車可鑑，如果當局在新課程加入過多的內容，為增加文化史而令內容超載，最終課時不足和課程未能完成的問題將會重現，屆時整個課程架構都會形同虛設。
當時論者又會提出疑問，既然課時不足，何不刪削政治史，令學校必須教授文化史內容呢？其實，政治興亡史與社會文化史息息相關，兩者不可分割，有漢武帝的文治武功，方有張騫開絲綢之路；有魏晉南北朝之亂世，佛教道教才有興盛的土壤；在隋唐胡漢融合的大帝國背景下，唐朝女性地位提高和玄奘西行求法由此出現。因此，政治興亡和朝代特色是根本，由此衍生的社會文化現象是枝幹。如果削政治史而大量引入文化史，只會令文化史成為無根之花，無源之水。而加入文化史理應在政治興亡史的學習基礎上開展，方能取得成效。因此，當年國史大師錢穆為出版社校訂的中史課本亦採用上述的鋪排方式，史學大師司馬遷的紀傳體亦先寫本紀和世家，載述朝代興亡，才在列傳中加入社會人物，在書中記述典章制度。所謂述往知來，先政治興亡史而後社會文化史，實乃治史之通則，無庸多言。
再者，雖然政治興亡史有七成半之多，但我們不應將政治興亡史與社會文化史截然二分，前者課題實包含不少社會文化內涵。舉例而言，政治史內漢武帝的獨尊儒術及士人政府，當中固然有政治史內容，令學生可從中理解前人治國之道，但課題未嘗不涵蓋文化成份，如昔日的選士制度和儒家治國理念，下一代可從中知其梗概。此外，封建制度的內容中的相關措施、春秋戰國的社會經濟現象、秦始皇統治措施的經濟和建設部份、北方政局中的胡漢融合、開皇之治的經濟制度等，都是政治史中包含文化史的例子，文化史不會只有一成半，一成半只是以專題形式介紹的文化史而已。
不用角度認識中國
政治興亡史所教的除了中國歷朝治亂興衰，當中實涉及無數志士仁人的事跡，也有奸臣國賊的劣行，可以起公民教育和品德教育的作用，跟春秋筆法的賢賢賤不肖，使亂臣賊子懼有異曲同工之處。至於近現代史的部分，新一代可以從列強入侵史事和改革圖強運動中領悟民族精神，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了解國情，做到古今連結，理解當前社會現象的來龍去脈，達到國民教育的目的。
此外，有人認為政治興亡史枯燥乏味，文化史則較有趣味，可讓學生從不同角度認識中國歷史，要求進一步減低政治史的比重。然而，這種意見刻意揚文化史而貶政治興亡史，低估了後者的作用和重要性。其實，參觀考察、電子教學、思維教學、探究式學習等，不是文化史的專利，政治史也可加以實踐運用。以往社會人士對中史科政治史枯燥乏味的印象，主要源於大量初中兼教中史老師的現象。只要師資質素問題一日不解決，無論教的是文化史，還是戰爭史，又或是社會史，都難以保證教學的趣味性和啟發性。當然，要短期內落實中史課由中史專科老師教授的理想，恐怕並非易事，故當局可考慮為兼教老師提供培訓和複修課程，同時向學校提供人力與教材的支援，以確保教學質素，讓中史科能夠在獨立必修的前提下，為新一代提供適切的國史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