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早前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分享意見，內容豐富，本社將分五篇刊出，以饗讀者，第四篇演講內容如下：
何謂哲學？
一般來說，尋根究底的學問是指哲學。哲學二字本身有愛智慧的意思，其方式不單只是描述現象，而是尋根究底地找出原因與理據。哲學不忠於表面，因表面的東西經常是靠不住及錯誤的。因此哲學是人類認知上尋根究底式的思辨，目的是去理解我們的想法或行動的最終根據或前提。回溯到希臘哲學的老祖宗之一──柏拉圖（Plato），他曾提出了洞穴故事，講述表象與真實之間的差異，並認為哲王才是統治國家的理想人選。
在柏拉圖20篇對話中，其文學與思辨的水準皆是一流，值得我們一再細讀。而關於洞穴故事的背景，在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看到當時人創造的城邦制度皆走了樣，正如我們說一國兩制變了形。他看到希臘城邦制不論是直接民主或獨裁的年代，都日漸變得腐化。由於政治牽涉生死、資源、權力等大問題，制度腐化會帶來很多不幸。對柏拉圖最震撼的是，當他29歲時，其老師蘇格拉底（Socrates）被一個直接民主組成的議會判了死刑，理由是蘇氏被認為是蠱惑人心，荼毒年青人的心靈。由於蘇氏經常在市集與年輕人討論，質疑希臘的神明及雅典的權威，最終被人控告褻瀆神明判死。這對柏拉圖造成很大的打擊，令很多希臘的大哲學家如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Aristotle），對直接民主很有保留。
至今柏拉圖仍是對民主制度一個最重要的批評者。蘇格拉底的死令柏拉圖開始反省，如果重頭再來，可否創立一個不會腐化的政治制度？他進一步追問，為何制度會腐敗？由於人經常犯錯、有私心、或因為能力問題、或因誤信他人等諸如此類原因造成。這些思考，促使柏拉圖探究有什麼東西，是不會腐化及肯定靠得住的。他於是進行了尋根究底的問學，追尋終極的真理。而哲學家是最有能力去尋根究底的一班人，採納理性而非未經證實的信念。對柏氏來說，常識是靠不住的，信念也不知能否被證實。但凡懂得理性知識及其應用者，根據確切的原理推算都能達致一致，如幾何數學，這都不會變異和腐化。所以，哲學是一種尋根究底的學問，而在我們的學習與知識當中，至少有這一類的知識是靠得住的，這正是哲學家需探索與接受訓練的學問。
洞穴的故事
如果統治者通過理性的訓練，然後將之應用到維護社會的政治秩序上，其不變的理性定律應可防範腐化，這是柏拉圖的推論。如果只根據我們的常識，日常的生活猶如活在柏拉圖所言的洞穴之內，只看到不全面的、靠不住的表象。如莊子曾說「坐井觀天」，意指人們只看到片面的世界，實際上天大地大，如要知道天下之大必須跳出井外。柏拉圖的洞穴故事也一樣。由於常人受很多的障礙，不論是私心、慾望、不完整的理性，都經常會犯錯，猶如洞穴內被縛的囚犯，只看到表象，而看不到外面真實的世界。如果我們可突破表象，一路尋根究底，通過理性找回外面真實的世界，便會獲得與之前完全不同的看法。正如我們以前憑常識以為太陽是圍着地球轉動，但當找出真正背後的物理定律後，才發現地球是圍着太陽轉動的真相。但如何才可找到真理？這便要靠尋根究底式，用理性的方式去建構我們的知識。
建構我們的知識，哲學家需用理性去探討真實，以發現最終可靠的真實，這亦可以應用到至善的追尋上。但誰可帶導社群邁往至善的目標？柏拉圖的答案是哲王。作為統治者，柏拉圖認這些哲王必須自小受到訓練，培育沒私心的人格。中國傳統在此很不一樣，因為周公強調宗族的家天下。孟子罵墨家禽獸不如，就是因為他們的兼愛，被認為是「無父無君，禽獸也」。當然孟子也重公德的底線，如人們遇「孺子將入於井」，都會產生同情心而救人。但在家庭倫理上，待自己兒子一定比待別家的兒子要親好，這是儒家的基礎。相反，柏拉圖認為這種私心對統治十分危險。而私心的出現，主要源自家庭，故柏拉圖在訓練統治者時，一出生便將小孩帶走，好讓他們沒有私心，因當他們沒爸爸媽媽沒家庭時，便沒有私心，並規定他們離開統治崗位後，才可以成家結婚。
可見這類哲學的主張包含了幾個層面的探索。第一：哲學是什麼？第二：哲學為何對政治重要，如何與行動有關？第三：哲學最後目的是改變世界，讓世界變得更好。以上理想主義式的思想，其老祖宗源自柏拉圖，而馬克思是其最出色的徒孫之一。
哲者的疑惑
上述通過時事通識，去認識世界的觀點，最終是要改變世界。但這類的講法與做法，往往產生很多問題。馬克思主義固然是十分有影響力，但上世紀人類因此付出很大的代價，包括毗鄰的中國大陸也深受影響。香港比較幸運，因一河之隔而不受其直接波及，帝國主義及英國殖民歷史令香港避過文革、土改、大躍進及政治革命等，結果形成今天香港的面貌。哲王式的統治，往往帶來很多災難，不論以前的宗教戰爭，或現在的ISIS。當然不單只是伊斯蘭教，基督教歷史本身也是十分慘烈。西方為何發展出權力分立，講人權，講容忍？這是由於新舊教之間十分慘烈的衝突。當宗教一發生衝突便是永生的衝突，不只是一生一世的衝突。歷史上新舊教之間的衝突，在歐洲雙方打個平手，沒能全把對方殺光，結果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便鼓吹宗教容忍，其思想促成美國整套憲法的自由主義精神。
究竟柏拉圖式的政治理想有否弄錯？如果當你的大是，變成我的大非時，結果會如何？全面行動取向的哲學，有什麼問題？如柬埔寨上世紀7、80年代的殺戮戰場，當時波爾布特（Pol Pot）政權上台時，便殺了三分之一的柬埔寨人，尤其是知識份子和城市居民，因他們認為城市和知識代表腐敗。很多持理想主義式政治的地區，都出現過這些衝突與悲劇。當價值衝突出現時，是否一定有一方是絕對正確？
前幾天我在《香港01》讀到關於哲學思考的文章。近年流行的思考課程經常出現一些思考實驗例子──其中一個故事是：假設當你的列車在路軌上高速行駛時，突然發現煞車系統失靈壞了， 剛巧前面有一個分岔的路軌。如果你的列車不改變方向，便會飛馳撞上前面路軌上的五個工人，他們並不知道你的列車正在失控衝過來。如你改變路軌方向，另一邊路軌有一個人，你的車便會撞上他令其死亡。面對如此的抉擇，你應否改變列車的方向？在道德哲學的理論上，有很多的討論，其中最出名的理論之一是功利主義，或曰效益主義，是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對邊沁來說，究竟我們如何界定對錯？對是指最大多數人獲取最大的幸福。根據功利主義的看法，撞死一個人總好過撞死五個人。但這是否一定正確？另一套的看法是德國哲學家康德（Immanuel Kant）的講法，他認為每個人都是目的而非手段，每人都有其不可被侵奪的權利。在這情況下，我們憑什麼要採取行動，改變列車的方向，要那一個無辜的人死？推而廣之，是否為求道德目的，可以不擇手段？
那篇《香港01》的文章提到，如你徹頭徹尾是一名效益主義者，撞死一人是應該的，因一人犧牲總好過五人死亡。康德的思想則持相反的講法。再進一步說，如我們參考《聖經》的典故，當中有一則關於亞伯拉罕（Abraham）受上帝考驗的故事。有一日耶和華對亞伯拉罕說，要他將兒子帶上山奉獻作犧牲品。當亞伯拉罕遵從指示，正要手起刀落斬殺兒子時，天使突然出現，吩咐亞伯拉罕可以羊代之。從這故事看，亞伯拉罕可義無反顧、有信心地為神而斬殺兒子。可能有人會覺得這是不近人情。但若你是原教旨式的信徒，便會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由此可見，如我們絕對認為某些東西是真的，為此堅持而採取行動時，其過程與結果可能會變得很極端，不論是亞伯拉罕或邊沁，皆是不顧一切去做一些他們認為是必定正確的事。但若細心思考，這是否真的必定正確？如之前的思想實驗中，那個無辜的人死了肯定是對嗎？如完全是命運的安排，我們無法控制。但事實上那一人之死，或亞伯拉罕兒子的犧牲，都需要我們直接行動才可構成。宗教上愈堅定忠誠是否愈好？我們是否都應做亞伯拉罕？如果認為對的便不計手段做到盡，我們能安心嗎？
去得太盡採取行動，萬一搞錯便十分嚴重，除非假設人是必定正確的。但如果人是必定正確，那人豈不是變成了神？因此，這些疑惑，導致哲學的思考，在認識問題時，往往不一定像柏拉圖及馬克思的想法。誰敢肯定誰全對全錯，可以殺無赦的，將對方改變或殲滅？
因此，對不安的哲學家來說，哲學認識是無窮盡的。德國哲者叔本華（Arthur Schopenhauer）所說，哲學不一定改變世界，或一定與行動拉上關係，其特徵是能否發現問題，發現一般常理、常識、日常狀況不認為是問題的問題。哲學不在於義無反顧去訴諸行動，而是敢於發問一切問題、有智慧去問值得思考的問題。
不停尋根究底式的哲學
這一套對哲學的看法，是不停尋根究底的發問，而且對持續的爭拗不一定有答案。沒答案不代表沒問題，沒答案本身也可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其哲學的特徵是，一：它具勇氣去問重大的問題。二：平時看不到有問題的，它也能看出當中的問題。三：它是為問問題而問問題，就是找到答案後，還是會繼續受到挑戰。找不到答案的問題也同樣重要。所以，孔夫子在《論語》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這也就是說，只是知道是不夠的，知道有所不知，同樣重要。知識不只是所知的東西或信息，這只是知識的一部分。困惑的東西、未有答案的難題，同樣都是知。即是認識到知識的不足，本身也是知識的一部分。故哲學會純為知識去作出追尋，知與行並不一定需要合一。
另外，哲學主要以問題方式探究真理，如柏拉圖最擅長以對話形式，去探究各議題背後的理由是什麼，思考前言後語是否一致連貫。在方法學上，哲學靠純粹思辯去論證，其中沒有實驗室驗證，沒有必然的定律前題。例如西方近代哲學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便影響深遠，即使沒讀過哲學的人大都聽過。究竟何謂「我思故我在」？對笛卡兒來說，既然什麼都是可以懷疑，如何可確定我們有知識？既然萬物靠不住，經常出現錯誤，不清楚及難以證實，我們如何有確定的知識？如沒有確定的知識，是否什麼都無所謂？信神拜佛無神是否都一樣，因而陷入一種虛無主義的狀態？
笛卡兒進一步問，無論我在腦中如何懷疑，並懷疑我的存在是否幻象，但當我在思考懷疑自身時，我能否懷疑自己是否正在懷疑中呢？笛卡兒認為，「我思故我在」指當我在懷疑自己是否思考時，已證實了一個我在懷疑中存在。這一點變得無可懷疑，因此要建立確實的知識，便靠這個基礎，這亦開創了整個近代西方的哲學。
「認識時事、政治與哲學」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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