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亞精神誠明道、安健護生無言師──專訪新亞書院院長陳新安教授

認識陳新安教授，源於多年前「無言老師」計劃，這個計劃，提出了「從死看生、活在當下」的信念，喚醒了不少人對生命的看法，反思生死的本質。

第一次跟陳教授面對面聊天，就在2021年的11月底，我參加了新亞書院校友會舉辦的活動，參觀大館，他也跟我們同行。活動後，校友會安排大伙兒在上海總會吃晚飯。席間，我剛好坐在他旁邊，跟他攀談起來，還交換了名片，預備稍後約他做專訪。

當時的陳教授，既為新亞書院院長，亦為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及副院長，工作量之多，可想而知……直到最近，他終於可以抽空接受訪問。

訪問那天的中午時分，我來到新亞書院，在雲起軒吃過午飯後，陳院長帶着我，先走到合一亭。亭前的水池，清澈如昔，亭邊外牆刻有錢穆先生的〈天人合一論〉，眼前水天一色的景致，正好反映了箇中的深意。烈日當空下，仍有不少遊人、學生在拍照……

接着，我們順步走到梅雲堂去，在這所最新落成的學生宿舍，從外而內，走了一圈。宿舍依山而建，由建築師彭一欣女士負責設計，為宿生提供舒適的生活空間。設計別具心思，風格好特別！

坐在院長室，我們聊將起來，溫文爾雅的陳教授，平易近人，也很健談，他從早年的學習經驗說起，談到今時今日的工作目標，分享多年來的心路歷程。

選讀生物、走進新亞書院

陳新安自小居於秀茂坪的屋邨，中學就讀於伊利沙伯中學，高中時選讀理科，一直對生物深感興趣。「在學習的過程中，我逐漸發覺，我對生命科學的興趣遠遠大於物理科學，數學、物理非我所長，但對於生命的形成，生物的種類等知識，卻是我的興趣所在。學習生物科，沒半點難度，而且感到好開心。」早在中學時代，他已經認識自己的強項，了解到勉強自己去做一些不擅長或沒興趣之事，反而會導致事倍功半。

中五會考放榜後，他轉往位於窩打老道山的新法書院念中六。「那時，下午不用上課，我就走到附近的醉瓊樓，匆匆吃過午飯後，便躲在酒樓內，繼續溫書。其後，他在伊中尋覓到一個角落，可以溫習功課，直到晚上9時多，才返回家中休息。」就這樣，他加倍努力地用功讀書，報考High Level，以優異的成績，步進中大新亞書院念生物學。

「選讀生物學，可謂順理成章，一來是考試成績甚佳，而我對於大自然的世界，無論是植物還是動物，也深感興趣。」他讀得很投入，也感到很愜意。「讀生物科，讓我可以看到創造的奇妙，造物者的智慧和能力。」

1986年，完成本科課程之後，他取得到了一級榮譽學位，可以繼續讀研究院，但他自覺虧欠了家人，「父母讀書不多，家境比較貧困，母親原本不用工作，也因為我推遲出外賺錢，而要工作……我很感恩，他們在那一刻，仍然支持我繼續升學。」

研習解剖、進修神經科學

踏入研究院，回想當年的抉擇，陳新安坦言：「我本來可以繼續進修生物學，但我對腦部的功能非常着迷，對於腦部如何運作，亦深感興趣。腦部為什麼可以控制人的思想、感情，以至認知、想像、創作等能力，甚或影響一個人的判斷力。如果腦部功能產生毛病，失去協調能力的話，便會出現嚴重的問題，例如精神病、抑鬱、厭食、暴食……」他希望在神經科學方面，作出深入的探討。

當時的生物系，仍未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整個學院的研究生不多。最後，他找到了解剖學系的任麟孫博士，「任老師是一位年輕的學者，他很樂意收我為碩士生，就因為這樣，我進了解剖學系，開始跟隨他做Neuroscience方面的研究。」

當時醫學院的系主任，要求念碩士或博士的研究生，第一年要跟醫科生一起上課，修讀整個解剖課程，研習內容包括：人體解剖、神經解剖、組織學、胚胎學和遺傳學，同時，也要做研究。

「修讀解剖學碩士，當然需要遵循課程的要求，讀完一年之後，還要與醫科生一起考試。此外，按系主任要求，我在一年內，要獨立完成一個遺體的解剖……」陳新安承認壓力很大，在念書、做研究之餘，只能在平日的晚上，或在周末去做解剖。

「幸而有一位師兄，正在讀病理解剖學博士學位，最初，他有興趣跟我一起做解剖，但幾個月後，便因太忙而離去，最後剩下我一個人，進入解剖室，獨自面對遺體做解剖。當時的解剖室，環境比較陰森，雪櫃漏水，周圍發霉，令人覺得很不舒服……每晚通常都要做到深夜12點，陪伴着我的，就只有一本Dissecting Guide（解剖手冊）。」那一年的經歷，令他畢生難忘。

他指出，當時在解剖課堂之所學，實在不足以應付獨立的遺體解剖，「那一年，我只能在摸索中學習，雖然很辛苦，但非常充實，也學會了好多，奠定紮實的根基，對將來的教學發展大有幫助。系主任期望我們可以打穩基礎，訓練一個好的解剖老師，這是必經的階段。當時並不明白，但當我開始教書的時候，就深深地體會到他的心意。」

這一段經歷，令他不斷思考生死的問題，「我不知道遺體如何來到醫學院，也不知道『他』的身份，但透過解剖，眼前的『他』告訴我，他在生命最後階段的遭遇，曾發生什麼病變，最終如何離去……」在研究院二年級時，陳新安已有能力，開始教授解剖學。

他強調解剖學很重要，讓醫學院的學生認識人體實際的構造和複雜性，實在非常有用。「不過，現時的中大，已沒有解剖學系，此系已融入生物醫學學院中，而研究生也不用修讀解剖學。」他繼續說。

1988年，他取得解剖學碩士學位後，隨即遠赴英國牛津大學，修讀神經科學博士學位。「系主任和其他老師寫了很好的推薦信，讓我可以獲得裘槎基金會獎學金（Croucher Foundation Scholarship），這是很大的恩典，獎學金負擔了這幾年所有費用，包括機票、學費、生活費……我不用花一毛錢，就完成我的學業。」

陳新安自言，「我很幸運，在1991年的年初，中大已有offer，聘請我擔任解剖學講師，當時任博士因舉家移民英國而離任，我回來後承接他的職位，加上醫學院正在擴張，收錄更多的學生，也需要更多的人手。」他適逢其會，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加入中大解剖學系開始工作。

談及神經科學方面的研究，「我最初的研究，是視覺神經的發育，主要研究眼睛在嬰兒時期，神經細胞的生長，如何與腦部的細胞連接起來。其後，過去10年，我開始轉向研究眼睛的退行性和炎症性疾病的機制和防護方法，是有關臨床病變的問題，例如眼睛發炎後，整個生物過程是怎樣的？當中有什麼分子參與？如何能阻斷眼睛在發炎時受到破壞？」從最初的基礎研究發展到後期的病變研究，他都曾跟眼科與視覺科學學系合作，亦發表了數十篇論文。

無言老師、延續大愛精神

陳新安教授強調，解剖學是醫科生深入認識人體結構的重要課程，遺體是必備的教材。「自從2009年，我開始接手解剖室的管理後，發覺解剖室面對人手不足、資金短缺等問題，而最大危機，就是遺體供應不足和不穩定。」他指出，每年從食環署接收的遺體，僅僅足夠應付醫學生解剖實驗的需求。這些遺體都是無親無故，死後無人認領，從醫院和殮房送來醫學院的。

至於遺體的另一來源，則是市民的捐贈，但從這渠道送來的遺體，每年都不超過6具，遠遠不足以應付當年的教學需求。隨着醫學生數目增加，遺體需求的壓力日益沉重，而食環署於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將大部分無人認領的遺體，用作試驗新焚化爐之用，因而減少了對醫學院的供應。而在2012年9月，同時有新舊高中學制的畢業生進入大學，學生突然增加一倍，可說是百上加斤。

「面對這些困難和挑戰，我們決意打破這些困境，全力推動遺體捐贈計劃。」幸好在2010年，他聘請到遺體防腐師伍桂麟先生，其後再加上資深防腐師丁偉明先生的加盟，他們開始討論和研究如何推動遺體捐贈計劃，從構思工作大綱，以至「無言老師」遺體捐贈計劃的命名，都費了不少心思。

2011年中，「無言老師」計劃正式開展。「我們藉着『無言身教』的概念，從改變一般人的思維入手，提供一個選擇，讓離世的人可以捐出遺體教導下一代的學生。」

「我們既缺乏人手和經費，更沒有人脈，在備受忽視的情況下，面對很大的困難，我們只好自力更生。」如何開展工作？將捐贈遺體的信息逐步傳開，其實相當重要。陳新安仍記得，當年在中大醫學院的春茗活動中，他抓緊機會，第一次跟同枱吃飯的記者分享當時的困難，講述仍未有足夠遺體應付開學的徬徨心情。數星期後，這信息被4份報章先後報道，包括《經濟日報》、《星島日報》、《文匯報》和《東方日報》。

「商台和亞洲電視，先後找過我做過訪問。可惜整個社會的反響不大，兩年內沒有什麼回應。」直到2013年，無線《星期日檔案》製作了一個專輯，「攝製隊從1月到6月，花了半年拍攝，節目出街後，一個月內，我們收到了幾千份申請表，希望成為『無言老師』。」

他還分享了一個難忘的故事，「有一對年老的夫婦，當時已經70多歲，他們持着拐杖，坐校巴來到醫學院，找我們填寫表格，登記成為『無言老師』。」老人家的心意，令大家感動不已。

這幾年間，他們亦在醫院、老人院、護老院等地方舉辦講座，不斷落區，直接接觸市民、醫護人員、社工和宗教人士等。「我們更開放從前被視為禁地的解剖室，讓中學生和其他市民參觀。此外，我們也不時前往中學主講無言老師計劃，期望把信息傳到年輕一代，令他們可以作出抉擇，將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傳承下去。」

及至2018年，就在7年間，中大解剖室已舉行超過350項活動和講座，成效亦不斷增大。「從不可能到可能，從無資源到有資源，遺體的捐贈，每年至少有100個，這是絕大的轉變。」陳教授慨嘆，遺體短缺問題可說是轉危為機，讓遺體捐贈文化在香港得以萌芽成長，是最大的收穫。

這個計劃推動後，他們把握機會與一些大機構合作，例如華人永遠墳場管理委員會，「華永會在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中設立『無言老師』的撒灰花園和紀念石碑，更透過兩次大額的捐贈，資助我們購買新的儀器。」撒灰儀式每年會舉辦兩次，讓師生及遺體捐贈者家屬，為先人撒灰和安裝名牌於紀念花園，送別無言老師的最後一程。

同時，他們向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申請撥款，將解剖室打造、擴充，令它具備世界先進的教學設施，足以供應教導400個學生之用。「『無言老師』計劃，對解剖教學帶來的改變和貢獻實在很大，讓無聲的軀體成為醫科學生的老師，不單只可以教導他們醫學知識，更可藉此培養他們救治病人時的仁心。」談及往事，陳教授感到很欣慰，一再表示感恩。

此外，師資培訓，也是當前急務，「事實上，全世界都缺乏教授解剖的老師，我們正加緊培訓年輕的接班人，承擔教學的工作，當然，資深老師的經驗，也非常寶貴，亦是無可取代的。」傳承的工作很重要，他希望能夠將「無言老師」的大愛精神延續下去，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對生命有承擔的人，學懂感恩和幫助他人。

薪火相傳、擔任書院院長

2021年的1月，陳新安教授出任新亞書院院長，當年入讀中大，新亞是他的首選書院，有機會回饋母校，傳承先賢的辦學理想，他感受很深。

「我早在1992年，已開始服務新亞書院，最初做的是新亞教職員聯誼主席，先後擔任多個委員會職務，如學生紀律委員會、獎助學金委員會、宿舍委員會；還包括學生輔導長、餐廳管理委員會主席、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等。」他表示，那段經歷很寶貴，讓他有機會嘗試不同範疇的工作，在不同的崗位，學習到不同的東西，從而認識書院的運作和需要。

他明確地道出，書院的發展，有兩大目標，一是傳揚中國文化；二是培育書院學生。「配合這兩項目標，我會發展一系列的工作。」

同時，他也了解書院的需要，「第一就是老師，我們需要有足夠的老師教授科目，也需要有足夠的老師成為學生的Role Model，還需要有足夠的老師，具備千斤擔子兩肩挑的精神，承擔書院中不同committee的工作……」他也明白，對於老師的要求，不可能太多，「我希望在書院可以營造一個舒適的環境，讓老師跟其他學系的同事，喝喝茶、聊聊天，天南地北……在不同的範疇，不單止在公事方面，彼此交流溝通、互相合作。」

他強調，「新亞是匯聚中國文化研究的重鎭，錢穆先生亦受到不少學者的尊重和敬仰，而傳揚中國文化，也是我們一直堅持的發展方向。」新亞書院自1978年開始，每年都舉辦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邀請傑出學人主持一系列公開演講，深入淺出探討中國歷史及文化，多年來都備受學術文化界的重視。「近年，我參與籌備這系列的講座，也邀請了好幾位知名的學者，有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漢學家鐘鳴旦教授、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亞洲學講座教授柯馬丁，還有中大的梁元生教授……」

而始創於1950年的新亞書院文化講座，旨在鼓勵大眾認識中國文化與世界學術，以及關心人類前途。現時由新亞書院與新亞校友會合辦、新亞中學協辦，每年度舉辦三次講座，邀請本港學者公開演講。個多月前，就在5月18日，書院邀請了李焯芬教授為主講嘉賓，講題為「文明因互鑒而進步」。

去年5月中旬，陳教授率領新亞青年學人計劃的成員，以及新亞學生會的代表，前往蘇州進行文化考察及交流。其中重要的一環，就是拜訪錢穆先生的墓園，以及參訪錢夫人故居，讓同學加深了解書院的創辦人錢穆先生，同時認識書院創立的歷史。而在12月中旬，書院與新亞校友會合辦了台北文化4天交流團，他又帶同參加者，參觀錢穆先生的故居──素書樓、台北市立大學、台北市美術館、國立故宮博物館等歷史文化景點，尋找錢先生的足跡，並且認識台北文化。

在學術交流方面，書院亦開展了跟蘇州大學、台北市立大學的合作。「我們要提供機會，拓寬學生的視野，為傳統的書院制度繼續努力。去年我曾到牛津大學，拜訪St John’s College的院長……我期望有一天，能將新亞和這間書院拉在一起，建立交流計劃，就像30多年來，跟耶魯大學般交流合作。如果計劃得以展開，就可以讓學生體驗到不一樣的學習經歷。」

早在讀書時代，陳教授已遇上優秀的老師，「我的老師就是我的好榜樣，例如生物系的黃榮春教授，念碩士時的任麟孫博士，而在牛津大學博士論文的導師Prof. Ray Guillery，則給予我很大的自由度，讓我尋找自己的研究方向，他教曉我將來如何教導學生，如何帶領書院踏上前路。」他期待為書院學生提供理想的學習環境、足夠的空間與資源，讓他們可以盡展其才，支持他們爭取更多樣化的學習機會。

2023年，書院推展了一個「新伙相傳‧外展關懷社區合作計劃」，「新亞書院與新亞中學同出一源，這個計劃，目的是建立兩校學生的伙伴關係，可讓書院學生發揮所長，為高中學生輔導功課，幫助他們應付公開考試，並一起籌辦活動，惠及弱勢社群。此外，又邀請駐校耶魯大學的導師，到新亞中學教授英語加強班，提升同學的語文能力。」書院為參與計劃的學生設時薪津貼，而表現良好的學生，將會獲得獎學金以作嘉許。

此外，藉着田家炳基金的贊助，特別為初中學生而設的中國文化體驗營，亦於去年暑假在新亞書院舉行。由25間學校提名的48名學生，走進中大校園，入住學生宿舍，認識新亞書院和學習中國文化。在三日兩夜的體驗營中，書院舉辦了一系列的文化體驗活動，如國術班、文物館導賞、漢字賞析、茶藝工作坊、中國書畫班、粵劇欣賞等，還安排了包餃子活動和盆菜宴，讓參加者認識、體會中國文化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