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發表新書《矛盾二集》，邀請民主思路理事黃梓謙以「矛盾對談」為題發表意見，內容談及寫作、立法會選舉的心路歷程，以及對一國兩制的看法等，範疇廣泛、內容有趣，以下為講座節錄：
曾：曾鈺成（立法會前主席）
黃：黃梓謙（民主思路理事）
張：張瑞鋒（主持）
張：曾先生，你在《矛盾二集》的序中提到自己寫專欄歷史，可否說一下，是否由參與政治開始寫，還是一直有寫？當中心路歷程又是如何？
曾：寫文章是我的興趣，寫作本身是一種享受，但我又十分懶惰。我試過不止一次答應出版社出書，結果辦不到。寫專欄的好處是你定了一個星期一兩篇，時候一到你不出來編輯就會催促，當然我未試過要編輯追稿，但有責任在就自不然要去做。我很年輕時已經有機會寫專欄，寫過學英文的、日常生活觀察的，當選議員後應一些報紙邀請寫時事評論，一直到做立法會主席就停了，因為一般觀念認為立法會主席應保持中立，不能評論議會內具爭議的議題，否則有了鮮明立場，人家會質疑你失去主持會議的中立性，使停寫了所有時事評論專欄。
後來，有份報紙邀請我寫專欄並容許寫任何內容，這可以滿足我寫文章的興趣。此外，時值2013年，我擔任第二屆立法會主席，認為接下來特區政府要在2014、15年處理政改問題是很重要的事，重要到在關鍵一刻我可以辭去主席一職投票，所以我要一個陣地去宣傳我對政改的看法。這本《矛盾二集》某些文章就是收錄當年談及政改的文章，我認為只要寫事實便沒有問題，於是開始寫，竟然又沒有立法會同事收到投訴。除了論政外，也有一些遊戲文章，被人說我是「謎語成」，雖然出得不多只有幾次，但引起大家興趣也是不錯。
張：提到謎語，有次專欄你說知道特首選舉的玄機，其實是真知道還是假知道？
曾：我的靈感來自美國科普雜誌《Scientific American》的專欄作家Martin Gardner，他寫的數學專欄很受歡迎。有一次美國總統大選由Lyndon Johnson對Barry Goldwater，Martin在未投票前在專欄寫了三個數字，說這就是下一任總統。後來Lyndon Johnson贏了，Martin就揭曉：按照他的數字打開某某書某某行某某字母，合起來就L.B.J.，我一看就知是騙人的，另一個贏了也可以自圓其說。香港當時困難在，連誰是候選人都未知，有趣在此。
字數的考驗
張：Gary，不如你分享一下寫專欄或者對政治的看法。
黃：我寫文章和政治方面均是初哥。第一次寫文章遇到最大困難是超字數。我相信好多人都以為自己讀過點書、引經據典，一下筆就2、3000字沒有問題，但投稿時編輯常說在1500字內，或是800字內，我寫了一段很長時間都是1500字，便問自己為何寫不了800字。後來發現自己不懂得在大話題中揀選最精要部分，並寫到全部市民都看得明，我就未夠火喉。第一個經歷，我不是寫不到字，但要市民在兩三分鐘讀畢後有啟發就不容易，我喜歡言之有物才寫出來，結果曾試過交不出稿。雖然有報紙說「照出吧，市民沒有所謂」，但我文章的讀者似乎是政府高官多於市民，有些官員更會與我交流意見，辯論對政策的看法。在寫文章的過程中，思考鍛鍊十分重要，我被朋友批評寫文章速度太慢，因為我會反覆再啄磨。
曾：寫短文比寫不限字數的文章難，規定字數是對寫作一個考驗，我現在的文章都是剛剛好800字，不多不少。我也是花很多時間寫一篇文，也是反覆啄磨。這是對寫作人一個很好的鍛鍊。
張：為何有這麼多材料寫文章？尤其你當時作為立法會議員，工作繁重，每個星期都有一至兩篇，豈不很難？
曾：現在寫文章比起互聯網未出現之前方便很多，一按就能瀏覽別人的意見以及相關資料。十多年前我們投稿，想查清楚某些東西、核實某人的說話，十分困難。現在難就難在找個可以寫的主題，我經常面對一個情況：找到個主題，以為可以好好發揮，怎料寫到一半發覺沒有觀點──言之無物。結果我電腦中不少「屍骸」──寫到一半就不要的未完成稿。
我師父吳康民自己亦曾說過類似的說話。有時反而別人出個題目要你寫更容易，任意寫卻更困難。
黃：我曾經寫過一篇中美關係的文章，但報館拒絕刊登，我都揣摩過一段時間：究竟香港市民想聽什麼？當然，社會熱門話題較易刊登，而有兩個範疇我寫得比較多：一個是《基本法》，一個是關於自己從政價值觀，例如對基層、教育的想法，不過我仍未找到第三個擅長的範疇。
張：兩位在立法會論壇表演出色，能言善辯的思維鍛鍊，是否如寫文章如出一轍？
黃：上年參選立法會時單人匹馬上陣，首次準備電視論壇時很擔心，讀不少資料又擔心自己出錯，後來發覺其他對手沒有準備，大家都知道口徑、立場是什麼，即是某個議題就某個回應，只是爭取機會攻擊對手。第二次再上陣，就發覺日常的邏輯鍛鍊很有用，只要對某個議題拿到核心重點，就可以發言、攻擊。主持提到我表演較好的，應該是與基本法和一國兩制有關，都是我平時關心的議題。
曾：你剛才說其他候選人沒準備，我看未必，我認識的候選人都很緊張，誰敢空槍上陣？就算熟悉某議題，亦未必人人擅長在限定時間內，準確又清晰地發表。某文章限字數，選舉論壇限時間。最大分別是寫文章是自己一個埋首苦幹，論壇卻是互動的，不能次次說話都當作是個人獨白。
張：曾主席有不少金句，能精簡地表達自己的意思。Gary作為年輕從政者，會否在曾生的文章中找到學習方向？
黃：曾生教導的，是作為政治家「修身」的道理，尤其是《矛盾一集》多談做人處事，面對問題如何調整心境，這方面不是很多政治人能帶給我。我沒有刻意學曾生的sound bite（精句），選舉時嘗試用過，但不是我的強項。反而我想說的是，《矛盾二集》的第一個部分，討論很多制度性矛盾，例如行政主導是否真的做到？高官問責制的制度是否有效？不似坊間一些人，把人的因素看得太重。
一國兩制 矛盾永存
張：過去幾年矛盾的熱度有轉變嗎，抑或基本矛盾沒變過？
曾：我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我認為一國兩制本身就矛盾。要兩制維持下去，一定有衝突。但要一國兩制成功發揮作用、對香港和國家都有好處的話，就必須讓矛盾的兩方面都有發展空間。一國兩制的成功並不是一方完全取締另一方，早期一些香港人認為香港制度優越，內地會逐漸跟隨香港，香港大獲全勝；時至今日，有人認為內地變得自信，香港逐漸浮現問題，香港這一制可能消失。我認為這兩個看法都不是一國兩制的出路。我認為要有兩制的對立統一，才能有生命力、讓香港具有獨特的地方及對國家有獨特的貢獻。
過去數年矛盾尖銳化有階段的原因：回歸初時大家會容忍對方，回歸20年後香港人和中央都覺得不成樣子，就漸漸失去耐性。我認為當中的關鍵是各方的觀念，如果大家都放棄，認為兩制不能共存、是「你死我活」的關係，我們將不能修補撕裂、重新建立一個和諧的社會。反之，如果我們改變觀念，認為矛盾兩方面的互動能促成發展和進步，兩制的發展就能更為健康。過去這幾年有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素，即階段問題，如普選攤牌，但亦有積累十多年的觀念問題，我覺得雙方都失去耐性、失去對兩制能共存的信心。
張：Gary 是民主思路的理事，肯定是民主派的朋友，不如說一說？
黃：我從來不會以黃絲或藍絲去定義、區別人，因為我認為香港的二元對立和撕裂會使香港沒有出路。如果我希望沒有對立，但又說自己是黃絲或藍絲，就是將自己放到對立面，派別對我亦然。我並不是沒有立場，而是心裏有一個想法：兩面陣型都有真心愛護香港故拋頭露面參政的人，無論你是什麼光譜和派別，只要你在我道德信念或政治信仰上是一個為市民出發的政治人，你就能夠得到我的尊重、互相交流意見；但如果你的政治決定是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政黨利益，我就不會尊重你。
民主與善治
張：你認為未來一至四年大和解和修補撕裂的氛圍會好轉、變差還是維持不變？
黃：我認為答案不在於我、曾先生和從政的人，這個問題需要每一個香港人回答。我會期望自己最少做兩件事：第一，走進那群不相信政治理念價值的人裏。我試過去到一個論壇時看不到建制派的候選人，亦不能在某些論壇裏看到極端的本土派，我認為他們選擇溝通。如果他們選擇溝通，怎能化解矛盾？ 因此我希望知道與自己完全不一樣的人的世界是怎樣的。我認為香港市民也應該這樣做。第二，去了解中國內地。如果沒有前往過那個地方，憑什麼去判斷它的好壞？ 說到重啟政改、修補撕裂的問題，我認為就重啟政改而言須做到兩件事：第一，讓北京知道追求民主、重啟政改和主權穩定沒有矛盾，要說服他們民主並不是沒有一國的概念。第二，讓北京知道香港值得擁有民主，而民主真的有用，即民主和善治 （good governance）有關係。北京看到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可能使他們對民主的信心下跌，故沒法看到香港需民主的理由。那我們怎樣創造一個理由呢？ 香港沒有民主會很難走下去，年輕一代需要這個價值觀。我會想怎樣能實現民主，讓市民走一條更好的路。
曾：我不懂怎去看。長遠而言，我樂觀看待，因為我不相信違反我們社會、違反我們國家長遠利益的事情可以長期持續下去。我們要吃多少苦、交多少學費，才能明白箇中道理、走上正確的道路是未知的，因為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例如佔中之前沒有人能夠估計它這樣發展。我在書中的序也承認了時事文章的一個問題，人們很快能夠看到這些文章的判斷和預測是否真確。有時你希望這件事這樣發展，卻事與願違。所以你說短期內或之後會怎樣，無人能知曉。而你回首人類歷史，你會發現歷史有規律、向前進，而每一次的重大歷史轉折無人能預測，我們稱之為「黑天鵝」。大戰的發生可能是因為偶然的事件出現而導致，因此我們不會知道未來五年還有什麼黑天鵝。我猜今年的黑天鵝可能更多，要接受黑天鵝滿天飛的情況。
我認為我們不應該揣測，而應該行動。我們都有自己的信念，我認為大家都應該盡力，在我們力所能及的範圍内按照自己的信念爭取希望見到的現在。
張：想問兩位有什麼寄語給新一任的行政長官，尤其在她面對新舊矛盾這方面？
曾：我不敢給行政長官什麼忠告，我猜她對施政的難度有充分的估計。我只希望她和她的團隊以至議會各方面，包括建制和泛民，都願意給予耐性解決問題，亦希望香港社會和中央政府給予特區政府和林太空間。
黃：我也沒有太多補充，曾先生已提及我心中所想。我只希望林太在團隊用人上要廉潔、有誠信、在操守言行上有高標準，這樣才能取信於香港市民。另外希望問責團隊不要顧慮立法會議員的態度，要用平常心去看待並約見他們，伸出友誼之手，因為我覺得這屆政府應該讓人知道他們願意溝通，才能夠將平台搭建得更遠，例如搭好與泛民的平台，再將這個平台伸延到北京的不同單位，一層一層搭建，這樣就有機會帶來轉機。
觀眾：過去5年習主席對集權的要求很嚴謹，他亦希望增強一國在香港的重要性。香港的一些溫和聲音希望香港能夠保持自治和它的優勢，但中央卻想顯露自己的權利，這是其中一個矛盾。另外一個矛盾是儘管香港的年青人激進，他們只是想保存香港的獨特性，而這些介乎20歲至30歲的年青人在香港邁向50週年回歸時便成為了香港的主流聲音，而他們和中央的想法一直有衝突，一國兩制如何持續下去？
曾：你對習近平主席上台後的描述，我不知道你是根據什麼作出的。我建議大家看一看習近平來港時，即6月30日和7月1日兩天，由他本人在香港發表的公開講話，他的講話直接表達了對香港的看法和政策。如果你認真看，你看不到他那幾天的講話提到你所指的問題：第一，他的四篇講話都沒有提及全面管治權。而你說到重視一國、維護國家主權，不是習近平上台以後才做的，而是十七大時胡錦濤已強調。江澤民時代一直都說一國兩制，國家對香港的唯一目的是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但後來到胡錦濤時已經加了一句，國家對香港的政策有兩條：第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第二才是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我須強調回歸後香港出現一些社會變化引起中央憂慮。
我們還要看清楚，過去這幾年香港確實發生了許多事，因為政改矛盾。中國在習近平上台之後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一味走向強硬。所以我覺得我們很簡單地標籤習政府和習政策收權、對香港態度強硬並沒有充分的證據支持。
退一步而言，就算真的是這樣，我們應如何維護一國兩制？ 在這樣的情形下，我們要想想怎樣達到 Gary所說，讓中央有信心，明白我們有民主也不會影響、衝擊一國。我覺得未來香港的前途並不單由中央決定，香港市民的做法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香港的前途，故我希望大家在這方面能凝聚一些共識。
黃：年青人有熱誠、熱血才令社會有希望，歷來都是如此。很多時候年青人表達不滿時，成人確有做得不好的地方，未必只是年青人做錯。年青人的手法可能不恰當，但理由可能合理。他們總會年長，20歲時很激進，30歲時可能改變觀念，應該讓他們成長、自行學習。我擔心香港社會不汲取教訓、不學習，將問題交予一兩個在位的人，以為他們能夠解決。即將到來的補選很關鍵，能看到市民會不會對香港的發展有新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