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教育」（下稱「國教」）和中史科，又成為香港近期熱話題，不少港人預期官方將在中小學推出「國教」課程，增強「愛國主義教育」，以應對學生和年輕一代的身份認同危機。
奉高層指示 行愛國教育
在「一黨領導」體制下，「國教」即「愛國主義教育」；北京官方的口號是：「愛黨、愛國、愛社會主義」，黨是絕對的一哥。
香港行政長官於8月7日訪問國務院教育部，部長兼黨組書記說：「主席視察香港期間對香港青少年教育提出了期望和要求，教育部將堅定支持。」他還特別提到對香港學生加強憲法和基本法教育。
教育部一直關注港、澳「愛國主義教育」。去年下達的第4號紅頭文件〈中共教育部黨組關於教育系統深入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實施意見〉（俗稱「愛國教育14條」），稱「總書記多次就弘揚愛國主義精神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弘揚愛國主義，要從青少年做起」，其中第9條（項）的表述是：
「加大對香港、澳門和台灣青少年學生的愛國主義教育力度。舉辦港澳青少年內地參訪等國民教育系列活動，實施港澳與內地高校師生交流計劃（萬人計劃），加強港澳與內地中小學『姊妹學校』平台建設。……推進對港澳台免試招生。」（註1）。
信報《林行止專欄》的〈國民教育事在必行 身份認同反映成敗〉，分析北京「在本港落實國民（愛國）教育」，認為「向學子灌輸認識祖國及共產黨的教育，是無可避免的」（2017.8.8）；〈愛國教材多的是 後台倒台被除名〉一文，則評論「愛國教材」的虛與實：「如果把小說當作史實，恐怕不難引發另一場持久抗爭！」（2017.7.27）。
這種「持久抗爭」可能出現，主因之一，是許多港人傾向於尊重事實的開放式教育，而非陸化（大陸化、紅色化）的政治說教式。按照基本法，香港是政治特區，在「一國屋簷」下有兩制邊界，其「內核」是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大陸實行社會主義，和平共處。許多港人期望維持原有的社會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和校園自由，排拒陸化。
主因之二，今年恰是港人排拒紅色「國教」5周年，關注教育的民間團體仍會留意「愛國主義教育」的動向。
七二九遊行 國教勿陸化
5年前，香港官方推行的學校「國教」，因公帑資助的一本手冊而積怨更深。關注「國教」的家長會有「七二九大遊行」，他們呼籲：「爸爸媽媽齊來叫停國教。」
在「一國屋簷」下，香港享有思想、新聞、言論的自由（兩制差異之一）。開設「國教」課程或把中史科列為必修科，讓學生多了解當代中國史（1949－）、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差異，原是增廣知識的好事。但是，課程必須維護上述的自由，培育學生對是非、真相的辨別和獨立思考的能力，而非配合政治的愚民政策。
「國教」的課程設計、教材和參考書，對當代中國史的陳述如果隱瞞了很多真相，歷史教本似「小說」（虛構），其評論盡是「歌德」和「但丁」，便淪為愚民教育，必引起民怨。
歌德和但丁 掩蓋了真相
所謂歌德、但丁，並非指寫小說《少年維特的煩惱》和詩劇《浮士德》的德國詩人歌德（1749－1832），寫神話《神曲》的意大利詩人但丁（1265－1321），而是指「一黨領導」體制下，一味歌功頌德、逢迎政治權貴，盲目緊跟（但盯）家長意志或長官意志。
其「原典」，是北京清華大學水利系名教授黃萬里（1911－2001，黃炎培之子）的小說〈花叢小語〉，發表於1957年6月「大鳴大放」時（毛澤東施「引蛇出洞」術）。不久，毛下令清算黃氏，指他為「右派分子」。
這篇小說諷刺只會逢迎拍馬屁、「專事歌功頌德」者，也調侃「但知盯住黨員幹部」隨聲附和者（但盯與但丁同音）。小說發表後，「歌德派」和「但丁派」之稱流傳。
香港的「國教」，實際就是「當代中國通識課程」，包含當代中國的歷史、政治、經濟、社會。這種課程，原可以放入選修的中史科。
把「當代中國通識課程」稱為「國教」，單獨設一科，原亦未始不可，社會各階層卻是怨聲載道。民怨積聚之因錯綜複雜，本欄的解讀是：
一，官方資助出版的參考書，繞過正常招標的程序，引起違反行政中立（本欄不稱「政治中立」）的質疑。
二，由北京某大學從事「政治教育」者編寫參考手冊，而他又不了解（或有意模糊）兩制的差異。許多港人認為，編寫出來的，是「政治說教模式」的宣傳品。
三，官方對「國教」的定位，是培育學生的「愛國感情」，有濃厚的政治教育訴求，而「愛國」的意涵因兩制差異而有爭議；教育局關於學生的「愛國評估」，引起的爭議更大。
四，市面一些教材、參考書和「指引」的編寫，以「歌德」和「但丁」為主旋律，刻意隱瞞歷史事件的真相，學生不能真正了解當代中國史的真實全貌。
如隱瞞真相 正當性受疑
在公共治理中，公權力行使的順暢或阻滯，關乎政府政策和施政的「正當性」、民意的認受性。
從課程設計到公帑資助的參考書，「國教」的「正當性」受到質疑，因而難以凝聚政策共識。「正當性」受疑衍生民眾的困惑，是因為偏頗、缺乏誠信，恰如《荀子‧不苟》云：「公生明，偏生闇，……誠信生神，誇誕生惑。」
香港的「國教」家長關注組，在報上發表聯署聲明，表達如下觀點：「教育局頒布《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中的『國民教育』概念，偏頗、倒退和落後……教學示範中更不乏荒謬和匪夷所思的例子，令我們感到擔憂和憤怒。」這份聲明正是對官方「正當性」的懷疑。
對於通識教育類的「國教」，筆者曾指出：「教材的編寫，必須尊重事實，以客觀比較的視角分析。通識教育是傳授知識、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分析事物的能力，絕非政治宣傳、愚民教育」。
「國教」的教材和參考書，是否尊重事實，得看看是否對當代中國歷史有全面、不偏不倚的述評，特別是不迴避重大的歷史事件和人禍。
例如1950年代，毛搬用蘇聯斯大林的全盤集體化，推行高速農業合作化的偏失，大躍進（1958－1960）的「浮誇風」與3000多萬人餓死（註2）；再如毛文革（1966－1976）的浩劫（註3），八九學潮與六四事件，1990年代後期的城鎮化、圈地運動與大量失地農民的邊緣化等等，都是不能迴避的。
重歷史事實 應糾正偽說
教材的編寫，還要正視並糾正北京官方政治宣傳中的虛假「樣品」。
中共建黨日為7月1日，是毛造假的「樣品」。中共一大實召開於1921年7月下旬，通過黨綱正式成立的日期是8月1日或2日。7月1日建黨是「偽說」，對學生和家長負責任的教材，應該寫出真相。
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教本和參考書，不僅說中共建黨於「七一」，還按「官說」，稱毛在遵義會議上成為中共最高的軍事領袖，遵義會議「奠定了毛主席的領導地位」。事實是：在1935年初的遵義（貴州省內）會議，中共中央成立軍事三人小組，毛只是協助周恩來（1898－1976）的成員之一，處於拍板地位的是周氏。當時，還沒有「毛主席」之稱；中共中央的最高領袖，是處於總書記地位的張聞天（1900－1976）。
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奧斯卡‧漢德林（Oscar Handlin, 1915－2011），在《歷史中的真理》（Truth in History）一書論析歷史的「真實存在」，提及人們「從歷史紀錄中發現真實」。香港的「國教」，無疑要尊重歷史事實，學生需要的是歷史的「真實」，而不是謊言，也不是盲從個人崇拜和政治說教。
註1：http://www.moe.edu.cn/srcsite/A13/s7061/201601/t20160129_229131.html
註2：http://www.celebritiespress.com.hk/01140320.htm
「國教」爭論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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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