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道德經》老子
上回，筆者提到威尼斯、佛羅倫斯、維也納、阿姆斯特丹等都曾經是顯赫一時的國際商貿和金融中心，而1665-66年的瘟疫和歷時四天的大火，是曾重創倫敦，嚴重得令很多人斷定，倫敦從此不再會有什麼國際上的重要性。不過，後來的發展，是倫敦不但是能絕處逢生，而且還能超越所有歐洲城市，並跟着雄據全球最大金融中心地位達200年之久，因此倫敦的經驗實在值得深思。
倫敦靠「打拚」成國際金融中心
正如筆者在本欄多次強調，國際金融中心的本質，就是政治經濟學大師海耶克（FA Hayek）常強調的「自然整合現象」（spontaneous order），基本上是不能靠人為打造出來的。要在一段時間內建立一些一般人心目中的國際金融中心指標不是沒可能，但這樣的國際金融中心一般是沒有什麼生命力的。基本上，要成為商貿中心、航運中心、甚至銀行中心，是要比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容易得多，但正所謂「路遙知馬力」，若一個地方是沒有做國際金融中心的文化基因（有關基因其實很特殊，是不容易出現的），它們的地位大多只能維持一段時間。
從這個角度看，倫敦最值得留意的地方，是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靠它自己「打拚」出來的，又或者更恰當地說，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是靠無數來自四方八面的人才和機構，各自借助倫敦的平台各自努力而共同成就出來的。這是阿當史密斯所指的「無形之手」的力量了。
紐約國際金融中心之路 有「富貴迫人來」成份
相對而言，紐約的國際金融中心之路是容易得多，甚至可以說是有些「富貴迫人來」的成份。蓋從某角度看，是世界局勢的發展，令英國是有如將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霸主地位，拱手相讓給紐約。
值得留意的是，美國最初的金融中心是在費城（Philadephia），而美國的第一個股票交易所和第一間銀行，都是在費城。今天不少遊客去到華爾街，都會感到有點驚訝，原來鼎鼎大名的華爾街，只是一條沒有什麼氣派的小街。基本上，在19世紀末時，倫敦是當時全球金融業的老大哥，而紐約只是小兄弟，有如今天的新興市場＇而紐當年能逐步超前費城，其中一個原因，相信是因為紐約是比費城較能跟倫敦配合。
不過，跟着的發展，是紐約的金融中心地位持續不斷攀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相信是兩次世界大戰是重創了英國經濟。值得留意的是，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英鎊其實仍是世界儲備貨幣， 而全球央行持有的貨幣約八成仍是英鎊（當時其實亦沒太多選擇）。但相信凱恩斯和邱吉爾等人都深知，英國的經濟實力己今非昔比，再沒能力擔當國際金融中心霸主的角色。這是決定二次世界大戰後全球經濟貨幣金融體制秩序的1944年布列頓森林會議的背景。
值得指出的是，在歷史上，美國在大部分時間都是行孤立主義，它對歐洲大陸和其他地方的事情，其實是一直沒有太大興趣。在布列頓森林會議的內容這事情上，凱恩斯是關鍵人物之一，而他是深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安排的不妥善，對歐洲和全球經濟帶來的問題。今天回看，整個布列頓森林會議的精神，是有點像鎖定美國會以其經濟實力，推動全球貿易復甦和歐洲的經濟重建，並確保它不會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那樣，重回孤立主義。因此，當時全球44個國家就將其幣值跟美元掛鈎，而美國亦承諾每美元可兌換35安士黃金。如此一來，美元和紐約在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的地位就給奠定下來。
倫敦金融業發展不完全受制於英國本土經濟
基本上，自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英國的經濟是日走下坡。不過，儘管如此，自八十年代中其金融業出現以「放鬆管制」（de-regulation）為主調的「大爆炸」（Big Bang）以後，倫敦是能把握「石油美元」（petrodollar）流入歐洲的契機，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最大的離岸美元中心，以及不斷拓展其他的金融範疇，倫敦跟着亦成為了全歐洲最重要和最大的金融中心。儘管英國的經濟實力不如德國，但倫敦在金融業方面的地位，卻是明顯超前於法蘭克福。這是顯示着倫敦金融業的發展，並不是完全受制於英國本土的經濟。
毋疑，脫歐是為倫敦帶來了新的挑戰，但不少人預期的災難性影響，是至少仡今尚未出現，顯示着金融是一很特別的行業，其發展的邏輯和複雜性，可能是跟一般人的了解不盡相同。正如本文開首引用的《道德經》指出，在人世間的事情上，禍福往往相倚，挑戰或危機的出現，未必一定是壞事。對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前途而言，倫敦的經驗，以及倫敦現正面對的機遇和挑戰是甚為重要。基本上，本系列仡今四十多篇文章希望引伸出來的结論，就是在香港的的問題上，是有着幾盞明燈可以提供指引，倫敦就是其中之一，下回筆者會再進一步談目前環球金融行業可為倫敦和香港帶來的潛在契機。
「香港傳奇的未來」系列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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