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從電視劇《小捨得》看教育的「捨」與「得」〉）提到不同教育理念的取捨，這一次想側面的看一些電視中描述的社會情況。
從革命文化看香港教育何去何從
對於不同地方的教育人員來說，如何可以使工作成效事半功倍（至少是事半功半而不是事倍功半）應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而在香港，這個問題無疑困擾了教育界多年。面對社會對外開放的大環境，學校所教的，如價值觀往往不能有效地體現於學生身上。要保證學校的教學有效，單靠學校的力量實在太過薄弱，往往要靠外在的不同力量加強鞏固。在西方，這可以是宗教；而在我國，革命、軍事的意識無疑是一針最有效的加強劑。
我在之前的文章也提及過，我國由於在近代史上所受的磨難較多，加上「革命」的概念在新中國成立的歷程上舉足輕重，「革命」及「軍事」等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成了社會上一種共同意識建立的根基，例如我國在對抗新冠疫情時不難可以看到「緬懷革命先烈，傳承紅色基因，弘揚偉大抗疫精神」等字句，立馬增加了不少凝聚力，或多或少是我國抗疫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小捨得》中，我們不難看到主角們在家庭或學校中的對話也夾雜着不少軍事革命術語：例如，當爸爸與女兒討論成績下降時，會稱為「趕不上大部隊」；女兒聽了爸爸的吩咐後，會把手放到眉邊作敬禮狀再說一句「得令」（我最有印象是在革命電視劇中，朱德聽了毛澤東的吩咐後會也會說「得令」）；而對於作為香港老師的我，相信最印象深刻的莫過於小五學生站在教員室門口喊老師時，學生會站得筆直在教員室門口大喊「報告」！或許有人會覺得這種「戰時思維」做得太過，但我覺得這種革命、紅色、軍事文化對於社會而言實在具有正面的作用。在推動整個社會團結、向着一個目標進發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以宗教增加凝聚力，不是一個人人都相信神，也會有引致宗教衝突的副作用；但革命的歷史，可是實實在在的近代史。在香港，宗教的力量（尤其是在教育界）固然重要，但在整個香港的文化中又不是唯一的主流，未能成為推動整個社會前進的引擎。如真的要數最有影響力的，可能就要數經濟或MARVEL文化了。香港教育何去何從，可以以這裏作為起點思考一下。
中國文化 擅於靈活辯證
《小捨得》中提到提到兩個小主角希望進入權威補習社，但補習社堅持人數上限。於是，小孩的父親、外公和其他親戚也各出其謀，務求補習社可以開特例。最終，小孩的外公以退休學院院長的身份，懇求現擔任副區長的前下屬拉關係。副區長也老實的跟外公說，做政府的最應避忌的就是「破格」，但最終還是破格向補習社施壓（補習社是民辦的）。
與此同時，小孩一位開設傢俬廠的親戚，也為了補習社可以錄取小孩，送來了數百套的新枱椅；最厲害的還要數有一位小孩當建築師的父親，為了女兒，不情不願的幫一位本來夾不來的地產商富豪設計新大樓，於是大地產商來到補習社，補習社的經理連忙把紅地毯也搬出來迎接（因為補習社身處的地點就是地產商的物業）。補習社經理在副區長和一大一小兩商家的壓力下，兩個子孩當然可以順利進入補習社。不敢說這個制度以外的「方法」是否全世界也會出現，但至少在電視劇中也大篇幅提及，應該是實際上這種情況也不在少數。
而當小女孩女主角千辛萬苦加入了補習班後，小女孩又覺得壓力大追不上，其父母就盤算着要為子女選一所比較平衡學習與快樂的初中。由於學校要與學生及父母的戶籍配合，而小孩的父親戶籍在鄉下，而不是在他們生活的城巿，結果唯有想着「假離婚」一途。故事如何發展不作劇透，但可以看到我國父母為了孩子的成長，可是費盡了思量。
一個社會不斷發展，便一定會產生很多不同的制度。制度的設立當然是為了讓社會改變，這個改變可以是好，可以是壞。在我國，可以看到在黨的領導下，發展方向可以有錯，但總算是一路具有自我改正的能力。《小捨得》中可以看到，從選學校由擇優到看戶籍到看學籍到搖號，重點都是希望把父母或社會揠苗助長的風氣改變過來。結果，誰知道？只能科學地「實事求是」。靈活、辯證，一向是中華文化的強項，如何思考制度外的方法，甚至是兩種互相矛盾的制度調和，中國人都是最了得的，亦因此中華文化才能延續數千年。
革命離不開軍隊，軍隊講求制度，但沒有制度的不自由，就沒有革命成功得來的自由；而軍隊的運作，也不只是一味遵從，而沒有思考。同樣地，教育也離不開考試，沒有考試的不自由，也就沒有學歷帶來的自由；但一味的考試，也不是教育的真正意義。
如何拿捏和取得平衡，不單是一種藝術，也可能是個永恆的議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