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錢鍾書不寫《文心雕龍》式的評論著作？
胡文輝在《現代學林點將錄》中如此形容錢鍾書：
「錢氏橫貫中西，廣涉四部，但論學術趣味，他視野所及，始終以語文修辭現象為中心，大體不出詞章之學的範圍」；「錢氏以博覽群書而驚世駭俗，但論學術性格，他絕非文獻家，考據家，而是古典意義的評點家，或者是現代意義的批評家」；「故他實在是現代的文心雕龍主義者，其長處不在訓詁的發明，而在辭例的會通；其取徑既非比較語言學，亦非比較文學，勉強名之，可稱比較修辭學歟？借用伯林的比喻，他看似無所不知的狐狸，而實為興趣單一的刺蝟」。
如果錢鍾書真是「現代的文心雕龍主義者」，也是「古典意義的評點家，或者是現代意義的批評家」那他爲什麽不寫出一本類似《文心雕龍》的評論著作呢？
以錢氏的學養，完全有能力寫出一本具有理論性的文藝評論巨著。而從寫作環境來説，從從1976年到1998年，是他一生最穩定，最有話語權，最易排除干擾，且最能完成宏願的一個長時期，但除了出版5冊《管錐編》外（主要完成於70年代），並無大作面世，只留下了一堆數量驚人的讀書筆記。
爲何如此呢？
一個人有能力，卻又沒有做成某件事，這裏既有客觀制肘，也有主觀因素。我翻查了一些資料，發現錢鍾書之所以沒寫類似《文心雕龍》式的理論著作，也脫離不了主客因素之影響，而以前者影響最大。
先說客觀條件之制肘。
第一是身體漸差，精力不濟。汪榮祖認為，錢鍾書在1994年長期住院之前，約莫有15年相對安定的歲月，受到舉世尊重，生活舒適，精神愉快，但除了修訂舊著外，已無新作，最主要的原因是「身體逐漸衰頹，意興大減。自稱『多病意倦』，然主要還是『意倦』。」
錢鍾書患有哮喘，喉炎和肺氣腫，後來還有高血壓，前列腺疾病和白內障，90年代初更進行了幾次大手術。故此，晚年的錢鍾書雖享受高壽，卻經受了身體和精神的折磨，這肯定不利於學術創作。
他也在信中説道：「賤軀4年前（1986年）大病以來，衰疾相因，諸患集身，尤苦心力劇減，稍一構思，便通宵魚目長開，已成剩朽」，「精神乏少，稍一用心，便通宵失眠，故戒作文」，故此認爲「為寫一本書賠上一條命不值，身體好，想寫的書早晚能寫出來。」
第二是俗務增多，精力分散。從著書立說的外部環境來看，從1976年到1998年，這是錢鍾書一生中最穩定的一個時期，但實際情形恰恰相反。社會事務和俗務的增多，耗用了他大量的心力和時間，在與友人信中，他的無奈之情溢於言表：「弟去夏掛名副院長後，不相識人來函求推薦、作序、題詞之類，日必五六，雖多擱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憫者，不得不稍效棉薄，並作復書。」
而且隨着1980年小說《圍城》暢銷和熱播，錢鍾書的讀者從少數象牙塔中人增至普羅大眾，錢宅每天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亦須接待不同背景的到訪者，如此使晚年錢鍾書應接不暇，耗費了大量精力和時間，慨嘆自己「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
他在給友人信中說：「多不速之生熟客人，甚以為苦。弟生平不好請人拜客，不料老來遭此魔難。」楊絳說：「他每天收到許多不相識者的信」，「每天第一事是寫信，他稱『還債』。他下筆快，一會兒就把『債』還『清』。這是他對來信者一個禮貌性的答謝。但是債總還不清；今天還了，明天又欠。」
「浮名害我」，成了晚年錢鍾書常掛在口中、銘於心中的恨語。
三是拒絕助手。無論是官方安排，還是有人毛遂自薦，他都予以婉拒。這裏有其個性緣故，也有歷經政治運動後的心理陰影。他曾舉出俞平伯的例子，道出不願請助手之因：「俞平伯嘗用一助手矣，而『文革』中發其『反動』言論最多者即此人，且屢揚言於眾曰『某文予所作，某文亦予所作』。余之所以搖首於助手者，懼其無助於余而惟以出首為務也。」
但這3個因素並非最爲重要。要知道從1972年至1975年，錢鍾書蝸居在學部7號樓那十幾平方米的辦公室，生活環境惡劣，且哮喘纏身，在如此環境之下，他都能夠完成《管錐編》初稿的寫作。
如此說來，錢鍾書能否完成一本巨著，還是要看他的主觀意願。換句話說，那就是在學術旨趣上，到底他願不願意寫一本類似《文心雕龍》的理論性藝術評論書籍？他又如何看待《文心雕龍》這類理論著作？這才是問題核心所在。
錢鍾書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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