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是莊子:中央治港新論

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

上周,國務院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以視像形式,向在香港舉行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致辭。除了主題換上了「一帶一路」之外, 韓正基本上重申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七一講話,指中央將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普通法制度,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優勢等。與此同時,早前中美終於就中概股審計問題達成協議,同意由美方監管人員飛來香港,對內地企業進行「離岸審查」,有望讓中概股免於退市。事件突顯出本港一國兩制之價值及中方的態度。

這兩件事顯示出(1)自習近平訪港以來,中央對香港的立場是一致和堅定的,以及(2)中央開始着眼於香港之「用」,期望香港繼續發揮作用。中央在治港政策上出現如此明顯的更新,背後必然發生了一次認知上的範式轉移;而解開這範式轉移的關鍵,則很可能落在莊子上面。

「為我所用」

在後《港區國安法》時代,中央透過《國安法》及一系列的新安排,重新定義香港和一國兩制,同時給港人劃下紅線,過程有如《莊子》 中渾沌鑿竅的寓言,白話文的意思大致如下:

南海的大帝名叫儵,北海的大帝名叫忽,中央的大帝叫渾沌。 儵與忽常常相會於渾沌之處,渾沌款待他們十分豐盛, 儵和忽在一起商量報答渾沌的情誼,說:『人人都有眼耳口鼻7個竅孔用來視、聽、吃和呼吸,唯獨渾沌沒有, 我們試着為他鑿開七竅。』他們每天鑿出一個孔竅, 7天後渾沌就死了。

渾沌位處中央,非北非南,有如香港非中非西、既中既西,處於一種混沌不清的狀態──這是歷史使然,也是香港的獨特價值所在。儵、忽二帝出於主觀地為渾沌好,為他鑿開七竅,卻反而破壞了其自然狀態,結果害死了渾沌。

以前香港景况好的時候,北京多鑿幾個竅可能也無妨, 但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中央接連鑿了多個竅,卻想不到傳聞中的封城及嚴厲的檢疫措施,成為鑿在香港身上的「第七個竅」,令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出現動搖。

1957年4月,周恩來提出要保持香港特殊地位「為我所用」 之方針,之後的一國兩制很大程度也是該方針的延伸。 不過2019至2020年的風波令北京意識到香港已非「為我所用」,而是「為外國所用」,因而就像儵、忽二帝那樣,以「我認為怎麼做最好」為出發點,重新制訂香港的制度與政策。

這樣等於看見長頸鹿的頸太長而想把它改短;看見烏龜背着的殼太重而想替牠去掉──過分注重「為我」, 而忘記了「所用」,忘記了什麼才對香港最適合、才符合香港的本性,結果就在期望香港可以幫國家一把的時候,卻發現香港快不成了。儘管如此,這次卻成為了北京的一次重要的親身體會:在為香港「鑿孔」的同時,自己也終於開了竅──令它重新確認一國兩制即是「國家為體,香港為用」,香港繼續發揮作用,才對國家有用處。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中央接連鑿了多個竅。(亞新社)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以來,中央接連鑿了多個竅。(亞新社)

用:利與害的辯證統一

這把我們帶回到《老子》的「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 是以無德」(第38章)──真正好的德行(上德) 順乎本性毫不造作,因為順乎本性,所以讓人不自以為是德,結果不期然地便達到了目標;其他所謂的德(下德), 只是一種暫時制約,以達不失德的狀况,並非自然故無法持久,所以稱不上是德。

《國安法》生效後,香港出現了過分強調「德」,過分強調國家安全、國家本位的情况,背後反映出中央對香港只見其害,未見其利,以一種絕對化的尺度來看香港,這樣自然出現了極大的片面性,無法作出整體性把握。所謂「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現在北京重新從利害的角度來看香港,一元變二元, 自然會呈現出一種相對性,讓它看到不一樣的景象。可幸的是,北京並沒有止於「利害」,而是發展出超越利害的「用」,以作為利與害的辯證統一。 目前中央的治港政策很大程度是這辯證統一的反映。

法家治港下莊子的出路

中國哲學家馮友蘭指出先秦道家思想總共有3個階段:以楊朱為代表的是第一階段,《老子》所代表的是第二階段,《莊子》則是第三階段。筆者亦曾指出戰後香港的發展,猶如從道家第一階段的楊朱到第二階段的《老子》的演進:戰後港人一開始的出發點是全生避害,對政治和意識形態根本不感興趣,這與楊朱學說中,強調任何倫理與價值體系皆不可妨害一個人的生存與自由,不謀而合;其後在港英政府的經營下,港人的意識形態逐步向小政府大市場、自由放任的方向發展,令香港進入以《老子》為代表的道家第二階段。

回歸後以至後《國安法》時代的發展,則令香港面臨前所未有的意識形態之爭,以及法家統治者日趨強硬的統治──以前香港還可以用老子的「反者道之動」及西方自由主義思想,來勸告統治者若一心加強統治,便愈難達到所期望的結果,藉此減少干預。可是現在強力干預與強硬管治俱成常態,就只能夠像莊子那樣,強調天然和人為之不同,統治者愈是靠人為的手段來統治,悲慘和不幸就愈多,希望統治者能心領神會,自己作出改變。不過在《國安法》、疫情及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動搖所交織出的大環境下,驅使中央必須從一個更高的觀點來看香港,領略到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優勢,令香港步入以《莊子》 為代表的道家第三階段。

大環境驅使中央必須從一個更高的觀點來看香港。(Shutterstock)
大環境驅使中央必須從一個更高的觀點來看香港。(Shutterstock)

「齊物」和「逍遙」

莊子的哲學強調「齊物」和「逍遙」。剛才提到中央從更高的觀點來看香港,其實就是「齊物」──超越局限性的觀點,站在「道」的高度,對萬物加以整體性把握。另一方面,中央從香港的實際和本性出發,得出長期堅持一國兩制、自由開放、普通法制度,支持香港保持獨特地位優勢的結論,任其自然,也就是「逍遙」──《莊子.逍遙遊註》 中宋朝黃幾復云:「逍者,消也。如陽動冰消,雖耗也,不竭其本。 遙者,搖也。如舟行水搖,雖動也不傷其內。」如何達至「 耗也不竭其本,動也不傷其內」,就是香港今後的重大課題,也是莊子哲學透過「齊物」與「逍遙」給香港最有價值的答案。

自習近平訪港以來,中央已對其治港理論大規模理順和修正:如要香港繼續發揮作用,則必須符合其自然本性;如要符合本性,則必須珍視其制度與自由,如此便可既得其用,亦得其心。這無疑是回歸25年來中央治港理論的一次重大發展與突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袁彌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