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去巴黎，不妨也去掃掃墓。」如果碰到波段接近的對象，我會這樣跟他說。而這句話肯定是鸚鵡學舌，源自雷先生的巴黎生活回憶。但我的花都掃墓體驗，倒非特意安排，而是因緣巧合地來到這個巴黎三大墓地之一的蒙帕納斯公墓（Cimetière du Montparnasse），給了我一個美好的清晨和回憶。
那是2015年的8月，我們來到了夏天裏的巴黎。酒店位於巴黎的13區，就近地鐵站，相當方便。我們住的樓層較高，打開窗戶，可以遠眺蒙馬特高地。那時正值夕陽西下，剛好有一架飛機在廣場上空飛過，景致迷人。放下相機後，我瞥見右邊的古典建築群中，有一片高聳的梧桐樹林，在陽光下搖曳閃動，引起了我的好奇。
蒙帕納斯公墓
在巴黎的那一個星期，我們漫步在巴黎的大街小巷之中。每天早上打開窗，我都能瞥見那片小樹林，心中的好奇也愈發濃烈。終於在離開前一天的清晨，妻女安睡正酣，我踏着輕快的腳步，穿過一個個小巷，直到踏入大門口的一刻才知道，這是巴黎三大墓地之一的蒙帕納斯公墓，那片樹林，只是這個墓園的一小部分。
蒙帕納斯公墓分區清晰，規劃有序，也提供了標記名人埋葬位置的地圖，予人按圖索驥。這個公墓與拉雪茲神父公墓、蒙馬特公墓並列，乃巴黎三大公墓之一，是許多法國名人的安葬之處，包括作家莫泊桑、數學家龐加萊、汽車工程師雪鐵龍、存在主義作家沙特和終生伴侶波伏娃、社會學家凃爾幹，還有導演伊力‧盧馬。伊力‧盧馬的電影我仍未看過，得知他的名字，還是來自愛玲的文章。
神學眷顧下的西方墓地
墓地（cemetery）一詞源於希臘語koimeterion和拉丁語coemeterium，意思是睡覺或安息之地。早期的墓地與教堂毗鄰，教堂多處於中心位置，如此體現了教徒對復活的信念。死者被安葬的位置會根據他們所屬的階層地位，不斷向外延伸。神職人員、作家、貴族會被安葬在教堂的石墻下，平民就位於墓地的最外圍。可以說早期的墓地純粹反映出宗教信仰，並無規劃設計，只要靠近神一點就行了。
直到19世紀，隨着歐洲城市人口不斷激增，墓地擁擠不堪，更因缺乏管理，導致水源污染，致命的霍亂流行病橫行，導致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而這個時期，受浪漫主義運動、英國自然主義造園風格、城市公園運動的影響，故此產生了「鄉村花園式墓園」（Rural Garden Cemetery )，拉開了近代墓園的帷幕。
拿破崙是最早採取措施的西方領導人之一，他下令設計帶有景觀的人民公墓。第一個人民公墓在1804年拿破崙稱帝之後建成，那就是位於巴黎第20區的拉雪茲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拿破崙征服歐洲的同時，也把這種形式的公墓設計帶到了其他地方，花園式公墓猶如雨後春筍，在歐洲各地出現。
因爲宗教的緣故，西方的墓地類似教堂，給人一種莊嚴和安寧的感覺。與中國的指定日期不同，逝者的親友時而會到墓園拜祭，或獨自一人，或一家大小，捧來鮮花寄託哀思，靜靜地留上一會兒。有的與死者毫無瓜葛的人也喜歡跑到墓園看書、休憩，甚至約會。生者不會因與墓地為鄰而感到恐懼，逝者也由於有了生者的相伴而得以長眠。
對於西方宗教來説，人生在世只是一個小階段。雖然對未知的世界充滿好奇，但是卻不像走向虛無，終歸塵土的世界讓人懼怕。而且西方人對死亡及死後世界並不避諱，並進行了漫長和深刻的探討，這樣的傳統促使西方人能夠比較理智地面對、思考和接受死亡。
因是之故，西方的公墓充滿了靈動鮮活的生命氣息，就好像熊培雲在《巴黎•墓地書》中說到：「巴黎的公墓像是一座座微縮的建築藝術博物館。在這裏，沒有地獄，沒有天堂，甚至沒有死亡。當你在墓地裏徜徉，就像走在一座安靜的塵世之城裏。」
西方的墓文
逝者是墓地的主人，而墓碑上的文字就是他們的一生的總結。英語中的epitaph一字來自希臘語epitaphion，epi意為「在……之上」，taphos即是墓或墓碑，所以epitaph就是「刻在墓或墓碑上的文字」。與中國相比，歐洲國家的墓文内容少得多，有的甚至不會介紹墓主生平，只揭示逝者的主要特徵或一個觀點，言簡意賅，語言哲理性強，風格多樣。
另外就是由誰負責撰寫。在中國除了極少數文人，如陶淵明或徐文長曾為自己寫過墓誌銘外，一般都是在死後由好友，或花金錢聘請知名文人代寫，由此也形成了中國特有的「諛墓」的溢美現象。而西方自撰墓誌銘的現象很常見，表露了注重個體和自由的文化氛圍，而且時間相當彈性，身前死後，隨時都可以由其他人撰寫。
在篇幅短小，靈活多變的文風下，西方的墓誌銘或詼諧幽默，或莊嚴肅穆，或冷峻清爽，或悲壯或哀婉，或雅致或平淡，或機智或警悟，相當有意思。
譬如詩人濟慈寫道：「斯人眠於此，其名若浮雲」（Here lies one whose name was write in water）；詩人雪萊的墓文只有幾個字：”Cor Cordium”（眾心之心）；作家海明威的則簡短幽默──”Pardon me, for not getting up” （請原諒我，我不起來了）；而政治家邱吉爾寫得頗爲幽默，”I am ready to meet my Maker. Whether my Maker is prepared for the great or deal of meeting me is another matter” （我準備好了，上帝準備妥當否就不得而知了）。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則寫給夭折孩子的墓文：”Opened my eyes, took a peep; Didn’t like it, went to sleep” （睜開雙眼，四處看了一看；不太滿意，繼續睡覺去了）；英國大散文家德萊頓（John Dryden）為他妻子所寫文字令人莞爾：”Here lies my wife; here let her lie. Now she’s at rest, and so am I.” （這兒躺着我的夫人；就讓她安臥在此吧！現在她已長眠，我也得到安寧）。值得一提的是，美國影星瑪麗蓮·夢露的墓文就是她的身材──「37, 22, 35, R.I.P.」。
如此墓文跟中國人的習慣很是不同。我目前所想到能夠與之並駕齊驅的，就是啓功先生在66歲的時為自己撰寫的墓文，透露出幽默達觀的個性：
中學生，副教授。博不精，專不透。名雖揚，實不夠。高不成，低不就。癱趨左，派曾右。面微圓，皮欠厚。妻已亡，並無後。喪猶新，病照舊。六十六，非不壽。八寶山，漸相湊。計平生，諡曰陋。身與名，一齊臭。
他寫這個墓文的時候是66歲，然後又活了20多年，以93歲高齡過世。
總的來說，西方的墓文與中國的墓誌銘頗有不同，這與宗教觀息息相關。西方人相信天堂和來世，看待死亡相對簡單，也從容得多，故此現世的成就和認可，並不是最重要的關注所在。我們中國人就難得多，死亡前路摸不着，看不清，超越／看破死亡的門檻又高，身心底層難有依托，故此偏重現世的成果和回應。
當然，中國文化中波瀾壯闊的人文精神和豐富内涵，也以此作為起點。可以說，我們走的是另一條相當不同的路途。
中國的墓誌銘文化影響深遠，值得一記。另外，中西方對於傳記撰寫的心態頗有不同，也值得探討，下文將一一論及。
巴黎掃墓隨想 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