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9日（美國時間），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前者就任以來的第二次電話對話，通話長約90分鐘。是次對話是拜登親自要求的，可能為了遷就中國時間，通話時已值華盛頓當地深夜，拜登需從白宮居住區的條約廳致電中方。
這次通話距離上次中美元首通話已約7個月，在中美協商停滯不前的局面持續數月後，特別是在美國完成從阿富汗撤軍不到兩周後發生，令人猜測拜登政府是否因為近期承受重大壓力，才匆忙調整其對華政策，抑或是計劃已久的阿富汗撤軍後的原定部署。本文嘗試從這兩方面，探討所謂的「拜登主義」及其中國政策的最新狀况。
撤軍失誤對中期選舉構成重大壓力
眾所周知，美國撤出阿富汗是早已決定的事情，但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塔利班席捲全國，「無血佔領」首都喀布爾，使長達20年的阿富汗戰爭以這樣一個恥辱性的方式落幕，令拜登及其外交團隊蒙上了無法擺脫的失敗形象。
評論人士因而將拜登評價為「又一個失敗的總統」，指他「固執但搖擺不定，雄心勃勃卻無能」，甚至提出國務卿布林肯須為事件問責辭職。這一系列失誤明顯對拜登以及美國的威望，造成了重大打擊，可說是拜登執政以來最大的政治危機。
更重要的是，這一切對民主黨在2022年中期選舉的選情，構成了重大壓力：須知道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多數本來就相當薄弱，再加上總統所屬政黨在每次中期選舉中，平均都會失去約32 個眾議院席位和約兩個參議院席位，令民主黨選情岌岌可危，很可能將失去兩院或其中一院的控制權，令拜登淪為「跛腳鴨」，這很自然亦會影響到下一屆總統大選的選情。
從這角度來看，拜登政府有必要讓這個困難階段盡早告一段落，將全副精力轉移到應對國內危機上面，因此在這個時候拜登必須先穩住中國這邊，盡可能規範中國的行為，使之回到美國可容忍的範圍內，以便拜登政府「先安內後攘外」，挽救國內危局。這觀點會給人一種拜登急欲在中國政策上取得成果，甚至因此而調整政策也在所不惜的印象。
拜登主義的成形
只不過，在作出這看似最正常不過的解讀之前，我們也必須留意，拜登在迎來後阿富汗時代的同時，開始積極定義其外交信條。他宣布結束「旨在重塑其他國家的重大軍事行動的時代」，提出通過外交、針對性的軍事反恐能力，以及必要時的武力行動來保護美國在全世界的利益是更好的方法，拜登將之稱為美國力量使用的「新時代」。
由此可見，「拜登主義」已進入其成形、確立階段，我們有理由相信拜登政府本來計劃挾着結束阿富汗戰爭的「餘威」，讓北京了解到美國已能夠集中力量對付中國，以此穩定中美關係，使自己得以騰出手來應付國內問題。
筆者可以側面印證拜登與習近平的第二次對話是實行和延續，而非改變其對華政策的第二點，乃是Ryan Hass（中文譯名何瑞恩）的新作Stronger: Adapting America’s China Strategy in an Age of 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2021年3月出版）。
其實早在6月拜登的首次歐洲之旅中，筆者已發現拜登所採用的不少外交概念與框架，與何瑞恩在Stronger 中的內容，幾乎如出一轍。其實這並不奇怪：雖然何瑞恩現任布魯金斯學會外交政策專案資深研究員，並不在拜登政府中任職，但是在2013 至2017 年間，何瑞恩擔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為時任總統奧巴馬提供相關地區的全方位政策建議，並有隨同奧巴馬訪華——現在為拜登政府提供分析與理論框架，可謂意料之內。
「競爭性相互依賴」
這次拜登與習近平的對話中，拜登表示兩國領導人有責任確保中美競爭不會演變成衝突。白宮資深官員也表明，拜登政府認為美中關係的主導框架，就是承認雙方的競爭，並且為競爭訂下遊戲規則。過去美中關係只有兩極路線，若不是與中國接觸，就是與中國對抗。拜登政府認為美中是合作與競爭並存，雙方有歧見，也有能夠合作的議題，如在伊朗、朝鮮、氣候變化等議題，雙方都有持續討論。
這些「中美競爭無可避免，但衝突則可以避免」以及「合作與競爭並存」等概念，實際上都屬何瑞恩的「競爭性相互依賴」（competitive interdependence）框架的一部分。
何瑞恩解釋道：「這樣的框架需要足夠廣泛，以允許美中雙方實現各自的抱負，但又需要足夠具體，讓雙方相信競爭性但總體穩定的關係，比完全敵對的支配地位（ dominance ）競爭，更有利於共同安全和繁榮。
對於華盛頓或北京來說，支配對方都不是一個可行選項，而妥協或通融（accommodation）也不是任何一個國家的政治體系都可接受的選項。」
故此，何瑞恩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目標應該是引導中國崛起邁向一個美國可容忍、非敵對的軌迹——只要中國不具侵略性的話，其抱負或野心是不應被壓制的。具體而言，只要中國崛起是和平、非強制性的，並且在國際法和國際規範的範圍之內，美國就應該準備接受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另一方面，假使中國試圖通過威脅、強制性經濟措施或武力對各方施加影響，美國便需抵抗。
莫把對話誤判為美方示弱
所以，就上述的理論基礎而言，拜登表示美中兩國沒有理由由於競爭而陷入衝突，美方願同中方開展更多坦誠交流和建設性對話，確定雙方可以開展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域，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突，推動美中關係重回正軌，這些都是拜登的「真心話」，北京不應視之為美方示弱或讓步的表現。
正如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題」，這次通話以至像何瑞恩這種理論構建，正在為打破兩國關係幾十年來最低點之一的僵局，為突破「修昔底德陷阱」，為中美關係向前發展創造條件。
所謂「蘇州過後無艇搭」，拜登對中美關係的良好願景，以及表明無意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的態度來之不易，如果中方不珍惜這機會，美國朝野要回到全面對抗的軌迹上，可是毫不費勁的。但無論是和是戰，美方的展望都是建基於美國仍是中美關係中較強大的一方這一客觀事實之上——這也是何瑞恩的著作 Stronger 及其分析的來由與基礎。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