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的日本風情街「盛唐‧小京都」風格仿照日本京都，模仿唐朝長安和洛陽的建築設計，但開業僅9天即激發「旅順慘案」和日本侵華的歷史記憶，被捲入民族情緒的輿論漩渦，遭勒令停業。中國的異國風情街比比皆是，而「盛唐．小京都」的「死因」乃選址問題，同時受外交風波影響民間交流，並非針對日本文化本身。
選址大連觸發歷史仇緒
大連在歷史上曾發生「旅順慘案」，「盛唐．小京都」的選址激發民族仇緒。1894年，日本對滿清發動甲午戰爭，因於旅順口之戰遇挫，以及不忿清兵將日本騎兵偵察兵斷肢和割除睾丸的「野蠻之舉」，故遷怒於旅順軍民。
攻佔旅順後，日軍持續4天掃蕩清軍，「凡穿著平民服裝，疑為清兵的青壯年者一律誅殺」，一說指共屠殺約2萬軍民，僅剩下36人，屍橫遍野，馨竹難書，暴行被英國《泰晤士報》和美國《紐約世界報》報道，美國期刊《世紀》更形容日本是「披著文明皮而帶有野蠻筋骨的怪獸」，令人髮指。
滿清於甲午戰爭戰敗，被逼與日本簽下《馬關條約》，賠償2億兩白銀的鉅款，以及割讓遼東半島和台灣，喪權辱國。雖然滿清獲得列強的「同情」向日本施壓，得以用3,000兩白銀贖回遼東半島，但奉天省（今遼寧省）卻淪為俄國勢力範圍，旅順亦被強行「租借」。
1904年，日本和俄國因朝鮮和滿洲權益問題，爆發日俄戰爭，旅順是當中的主要戰場。滿清不但敗於日本，更只能默許異國於臥榻之側的軍事行動，疲態盡現，掀起被列強瓜分的危機。
大連的苦難歷史，導致民眾將歷史仇緒轉移至「盛唐．小京都」。官方面對群情，不得不對其「停街休整」；學者面對不可逾越的民族大義底線，表示投資方應該「做好文化識別與價值評估工作，尊重消費者消費習慣，避免消費『民族情感』」，正如不會於汴梁（開封）建造女真風情街，不會於成都建造蒙古風情街，或不會於南京建造日本風情街。
撇除滿清與中國正統朝代的爭議，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和「九一八事變」90周年，日本風情街於大連的落成無疑於傷口上撒鹽，遭到中國民族主義者批判實在無可厚非。
模仿盛唐映襯文化自信
日本風情街以「盛唐」為師，作為「小京都」的模範，映襯中國的文化自信。日本自飛鳥時代起，共成功派出15次「遣唐使」向中國學習制度、曆法、藝術、文學、建築和生活等領域，奠定千年風貌。孝德天皇更推行「大化革新」，以唐朝律令為藍本進行改革，並以儒教作為治國理念，以及以佛教進行文化改造。
「京都」是桓武天皇遷都至「平安京」的代名詞，開展平安時代，城南外郭城西側的右京仿照唐朝長安而建，命名「長安」；而東側的左京則仿照唐朝洛陽而建，命名「洛陽」，是日本尊崇中國的建築象徵。平安京落成後，右京「長安」因地勢低窪多沼澤而衰落，而左京「洛陽」發展則蒸蒸日上，「洛陽」更成為「平安京」的代名詞，故此「京都」亦被稱為「京洛」。
日本戰國時代，大名（領主）目標率軍進入京都，宣示霸主地位，稱為「上洛」，織田信長便是少數成功「上洛」的大名，性質如同中國春秋時期諸侯「問鼎中原」。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唐朝長安和洛陽垂範日本京都，但於建築細節上，中式唐風仍與日式和風有區別：一、窗戶：直欞窗對比格子窗；二、屋頂：舉折平緩對比高聳；三、裝飾性凸出：抱廈對比破風；四、屋角：斜切對比垂直截斷；五、鴟尾：末端尖銳瘦削對比末端彭漲。
撇除日本風情街的選址問題，「小京都」的確擁有「盛唐」的影子，雖然並非完全搬字過紙，卻突顯日本的慕華之情，間接映襯中國文化圈的強大感染力。
「盛唐‧小京都」商品包羅萬有，正是唐朝文化兼容並蓄的寫照。日本風情街並未要求只能售賣日本商品，而是有出售國潮唐式服裝，後期將引入韓國（唐朝稱新羅）和尼泊爾（唐朝稱尼波羅國）等國家的商品。
長安作為京都其中的參考對象之一，集市星羅棋布，唐朝時被劃分為東市和西市，東市專門售賣中國奢侈品，西市專責出售絲綢之路上的異國珍寶，一說是「買東西」的詞源。
中國不乏各式各樣的風情街，如「一番街」、「漢口法國風情街」、「荷蘭風情小鎮」和「泰晤士小鎮」等等，展現中國包容萬象的文化氣度，與唐朝的高開放性不謀而合。日本風情街在中國設立，正是「遣唐使」的文化遺產，亦體現唐朝商品發達和貿易繁榮的經濟吞吐量，更是中國文化自信逐漸增強的表現。
外交角力影響民間交流
中國與日本的民間衝突，主要源自日漸矛盾的雙邊關係。中國與日本在歷史、領土和教育等議題上存在激烈爭端，而日本政治右傾化擠壓親中派的生存空間，加上美國「新印太戰略」成形，中美產生惡性競爭，日本於當中發揮重要角色，甘願被美國利用挑戰中國利益，而美國則於日本背後支撐戰略平衡，維護美國霸權，昭示中日兩國未來的外交角力將越演激烈，民間容易形成慣性排外意識。
民族主義作為推動中國發展的重要力量，存在不穩定性，日本侵華、釣魚台爭端、篡改教科書和參拜靖國神社等「軍國主義」烙印植根中國的歷史記憶，「盛唐‧小京都」便是外交衝突下的犧牲品。中日關係劍拔弩張，但若正確發揮民間交流的力量，或作為緩衝促進互動，使雙方關係拉回正軌，但同時亦受限於外交角力的尷尬處境，導致陷入死結。
大連確實承載中國近代的屈辱，標誌積弱的無奈。「盛唐‧小京都」可以理解為尊崇中國天朝體系的「傾慕盛唐而仿造的京都」，或文化自卑的「代表唐朝文化的京都」，視乎解讀者的情緒、教育和文化背景而異，而官方樂意目睹前者，卻難以抵消後者的壓力。健康的歷史教育不提倡極端民族主義，但必須牢記歷史，吸取教訓。
日本風情街的「死因」在於選址和時機失當，當中激起的歷史傷痛理應遭到口誅筆伐，但並非歸咎於深受唐風影響的日本文化，否則無法解釋中國詮釋日本「遣唐使」時的文化自信，以及其他異國風情街的存在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