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本文收錄於《我們走過的路──「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是兩人與李鵬飛先生訪談所作的筆錄。本社現摘錄訪談內容，一連兩天刊出。李鵬飛的政治生涯，經歷麥理浩獅子山下時代，香港主權移交談判，及後於90年代成立自由黨，橫跨多個香港重要的歷史時刻，相信他的分享對讀者理解香港回歸歷程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
開始從政
我是1973年認識港督麥理浩的，當時我剛開始擔任電子訓練委員會主席。我們工廠一向都拿到政府的獎項，如先進電子產品的設計，每年都得獎，因為我們有一個很大的工程部，我自己又是電子工程師出身，所以很吻合他們的要求。
因為我們每年都得獎的，我算跟麥理浩也認識，但只是閒談幾句。
我最早擔任的公職是第一屆的消費者委員會。開始時我也不知道有這麼多諮詢架構，政府專門找一些本地華人加入，在各行各業中物色精英。1977年麥理浩要來參觀我的工廠，是他的秘書李麗娟帶他來的，他們對我廠的科技很有興趣，本來安排是一個小時的，他卻一直跟我聊天，逗留了三個半小時，我也不知道他們在找人加入不同的委員會，當時其實是在面試。
1978年的夏天政府就開始委任我加入立法局。當時立法局在哪裏開會，要幹什麼，我全都不知道，因為沒有留意過這方面的事。正式公布委任時我在台灣，麥理浩發了一份電報給我，內容是快要宣佈委任我當立法局議員，我打電話回香港給我公司的公關人員，叫他們打電話給港督府求證。
原來委任未公布前，港督沒有向外提及過，所以港督府說沒有這回事。既然以為沒有這回事，我就便遲一天才從台灣回港，回來當天是星期天，我問太太，港督有沒有打電話來，叫我擔任立法局議員，她說你不如給他們覆電話。打通電話後，港督說，我星期二就要宣佈委任名單了，你遲遲都不回覆我。原來電報上只寫着發報人是Murray MacLehose，又沒有簽署和其他證明，怎知是否屬實。我再打電話給他道歉，他說：「你星期一早上九時上來，我跟你說詳細情況。」我就問他當立法局議員要多少時間，雖然我是總經理，但我都只是打工的，他說：「不怕，如果總公司方面有意見，叫他們直接找我好了。」
當時我的那一屆有很多不同的人，有舊人怡和大班的紐璧堅（David Newbigging）、何錦輝博士和蘇國榮，另外我那一屆也擴大代表性，我是差不多唯一持有「身份證明書」（CI），而不是英國護照的立法局議員。港督說出任立法局議員沒有問題。我加入立法局後，他跟我上司說，一星期最多只是六小時到十小時，開會時間二時半到四時半一定能完結，因為並沒有什麼動議辯論，一年兩次記者最多的就是港督宣讀施政報告和財政司的預算案的時候，其他的時候，TVB都不來的，真的只是每周六至十個小時而已，內務會議由簡悅強主持，立法局那邊則由張奧偉擔任首席議員，當時就當作是一個公職。
其實當港督委任我們的時候已經知道中國會收回主權了，但我們都不知道。1978年麥理浩已經知道了，後來我問過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1978年他們已經知道，1979年他親自去見鄧小平時又再確認。經過福克蘭戰爭一役，英國大獲全勝後，戴卓爾夫人亦去了見鄧小平傾談香港前途。我一向認為，為香港做事要以香港的利益出發，過去如是，現在也如是。到現在為什麼中國不同的部門的人還來找我？因為他們知道我不會說謊，你喜不喜歡聽是你的事。
他們每次來找我，我都堅持一個宗旨：就是如果中國政府或是英國政府和香港的利益有衝突的時候，我一定是站在香港這一邊的。
入行政局的原因也如是，原來立法局議員是6年制的，1978年至1984年就已經任滿了，但中英談判的時候，因為我去中國次數多，便留任下去。港督以為我是中國專家，其實我並不是，我不過去幾次，但去得比別人多。
七、八十年代對內地印象
我70年代也見過廣東省委書記習仲勛，習近平的父親，他落難的時候我見過他。因為中國在中英談判前，即1974年代末至1984年代頭，是一個非常非常貧窮的國家。我第一次去是1976年，我要求取道澳門過拱北，那一次我為什麼要經澳門，因我要求我的旅遊證件不要蓋上中國的出入境章，阻礙申請去台灣的簽證。我是沒有旅遊證件去的，他們也知道我不是英籍。
去廣州途中有五個渡口。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內地貧窮得你都不相信，全部人穿一式的衣服，穿中山裝，很多年都是如是。我們是在外國讀書、外國長大的人，看到他們這樣會很怕，為什麼毛澤東令大家變成這樣呢？當時他去世不夠兩個月。
總之冬天的時候我就去了廣州，他們叫我去廣州就是因為知道我有台灣關係，因為我也負責公司的台灣事務，他們想打通台灣的經脈。他們找我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我是安培泛達的老總，和負責台灣。我參觀了廣州的電子廠，發現員工都沒有工作，全廠的人都坐着。他們雖然有電子廠，但不是做跟我們一樣的工作，落後得不得了，沒有工作讓員工做，因為文革的時候是不工作的。你認為如果是你親眼看到這樣的情況你會不會害怕？
還有不斷的政治批鬥，兒子竟然要批鬥父親。習近平是例外，他沒有批鬥父親，但他父親也掛着牌被人批鬥。薄熙來還踢他父親薄一波，連父親也不認，非常驚人。所以我認為內地不只是生活問題，是對外面世界消息封鎖。我認為共產黨大有問題，如果他們要收回香港，我們沒有可能生活下去，所以我當時對中共很有戒心。
我當時支持香港的原因，是我認為香港人大多是移民來的，香港的紡織廠是由上海人開始的，在差不多1948年的時候，上海廠家運送了一批機器來香港，等候轉運到上海，但1949年的5月，上海解放了，所以上海廠家沒有辦法轉運了，就在香港這裏設廠，因為這些機器放在香港是沒有用的，等了一年，怎麼轉移進去呢？
中國的問題不只是貧窮，而是制度的問題，在這種制度下也沒法開設工廠生產，工廠沒有工作做的。當時他們找我除了因為我在電子界有聲望外，我們工廠在美國也很有名的，它是美國投資公司，來這裏進行勞工密集的工作，那時的電腦是很大的，經過我的訓練，我們的工程師也會設計。
這不是容易的事，在東南亞，我們是第一家公司在台灣廠做線路板。
從1976年看到這些事會害怕，這樣的社會哪能有自覺呢？貧窮到每個人都穿一樣的衣服，只得藍色和灰色而已，女孩全都是直髮。當你看到整個國家都如此，你會怕嗎？我後來見到魯平，也跟他說了，當時我發夢也沒有想到，如果看到現在的情形，中國發展得那麼快，GDP 那麼高，如果當時我知道會這樣，你們不如派一個北京人來治港吧，哪用又哄又騙的呢？
李鵬飛談香港回歸爭拗的回顧（上）
本系列文章：
本文摘自《我們走過的路──「戰後香港的政治運動」講座系列》一書，關永圻、黃子程主編，本社獲授權轉載，僅收錄專訪部分內容，全文請參考該文集。
李鵬飛簡介
李鵬飛於1978年至1998年出任香港立法局議員，於1985至1992年出任香港行政局議員，並於1988至1991年出任香港首席立法局議員。在1998至2008年間擔任第九及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目前主持香港電台電視部《議事論事》與NOW電視《大鳴大放》等節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