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與補習學校

9月,學校開學,許多補習學校在主要報章頭版刊登整版廣告。前數周本欄提到公開考試的功能,難免要論及補習學校,否則,好像迴避了一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
9月,學校開學,許多補習學校在主要報章頭版刊登整版廣告。前數周本欄提到公開考試的功能,難免要論及補習學校,否則,好像迴避了一個很普遍的社會現象。
 
補習,在香港從來就是一種社會現象,成行成市,供應與需求都不缺乏。筆者70年代末在一所名校教書,同事中,就有不少當時一所補習名校的名師。那時,這所補習學校已經採用市場機制,論功行賞:按照選讀學生的多寡,配給相當規模的課室,超過某個學生數目,收入對分。一位同事,愈教愈紅,他的補習收入,比他高級學位教席的收入還要高。
 
最近十多年,香港的大型補習學校,逐漸採取了時髦的包裝、明星式的制度,充分運用現代媒體的宣傳手法,塑造了與傳統學校截然不同的姿態,形象煥然一新;加上課程「3—3—4」改革,比起正規學校,他們較少包袱,瞄準考試的要求,標靶式服務,在公開考試(DSE)似乎表現不錯,更加壯大了補習這個行業。
 

補習學校 蔓延全球

 
但香港並不孤立。20年前,在哈佛開的課「教育研究中的文化視角」就提到,校外補習是東亞「筷子文化」社會的共同現象。日本的「師塾」(juku)、韓國的「學館」(hakkuan),與華人海峽兩岸四地的補習學校不遑多讓。日本的高中生,很少不經過師塾的,傳統師塾那種近乎地獄式的操練,記載甚多。
 
當時令筆者吃驚的,是韓國的補習學校。韓國每天課時比較長,往往五六點鐘才下課;學生上學館補習,往往弄到晚上十點、十一點;不足之餘,於是轉戰早晨,不少學生早上五六點就掙扎起床去上學館補習。
 
當然也不止於東亞儒家社會。記得1980年代膾炙人口、Ronald Dore 的 Diploma Disease(《文憑病》)一書,其附錄的電影,就有斯里蘭卡的孩子補習的鏡頭——富的私人補習,窮的到臨時借用的廟宇大規模上課。亞洲各地,莫不如此。
 
沒想到,近十幾年,補習這回事,已經幾乎遍及全球。筆者年前曾經報道過,由於政府對21世紀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的鼓勵與資助,美國的課後活動(after-school activities),近10年如雨後春筍,幾乎是從無到有。但是最近兩三年,情況又有變化。許多老師告訴筆者,由於標準化測驗的壓力,學校為了學生成績達標,被迫在正課學習上面加強補習,於是許多與正課無關的活動,都被擠掉了,課後活動大部分變成了補習。其他西歐、東歐、中亞國家也有補習學校蔓延的趨勢。
 
可見,補習這回事,是教育大體系裏面不容忽視的現象。過去對於補習學校,看法大多數是負面的,有認為補習學校專攻考試,不算教育,因此應該鄙棄;有認為補習學校破壞了學生的生活和健康,彷彿是鴉片,導致學生離開了正途;也有正正經經地認為補習學校衝擊正規的學校教育,政府應該限制、監管、取締。我們的學者中,採取最後這種觀點的不少,有些國際機構甚至推動這種觀點,提議各國政府對補習學校採取行動。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認為,補習學校是一種社會現象,很難以行政手段取締或者限制;有需求、有供應,很難怪罪任何一方。
 
這裏舉一個實例。大概是2002年吧,日本的教育當局(舊稱文部省)打算取締師塾,作為教育改革的一大項目,但是卻遭到教師組織的強力反對。他們反對的理由是:「假如取消了師塾,那麼考試的壓力,不是完全要我們學校來承擔嗎?校內的許多正當活動,不是因此會受到擠壓嗎?」大意如此。當時聽了有點覺得怪怪的,現在就愈來愈覺得教師有道理。
 

功兮過兮 一言難盡

 
筆者想法的轉捩點,是2010年為美國一個基金探索上海 PISA 成功的原因。PISA 採用的是不依靠記憶和知識儲存的、考驗學生能力的、比較先進的測驗。本來不識PISA 的教師,聽了以後,都說:「我們校內的評估,不也是差不多這種模式嗎?」這也許是上海 PISA 成功的原因。於是筆者繼續問:「那麼,豈非上海學生的應試壓力很小啦?」不論教師與領導,都馬上搖頭說:「不!應付高考是另外一回事。」高考也就是為了進大學,是風險最高的公開考試。
 
馬上就明白了:原來上海的學生是「雙槍將」,在校內正常的學習,尤其是一直到中學低年級,他們面對的是正面的、先進的、認真促進學習的測驗(算是「素質教育」吧)。到了高年級,臨近高考,他們又要征服幾乎純粹為了擇優淘汰的公開考試(也就是「應試教育」了)。
 
悟出的道理是:「學習」與「應試」是兩回事。「學習」是為了培養能力,構建知識,準備長遠的未來。「應試」,則是要在高風險的答題競賽中,贏取高分,爭取「出線」。
 
如周前所述,公開考試有它的社會功能。公開考試是社會的一道關,按照社會的需求,是要評優劣的(雖則按原理說,現在的公開考試,是基準參考的 criterion-referenced)。社會會根據這些成績,選拔一批人,淘汰一批人,是高風險的;要通過這道關,單是擁有知識與能力就不足夠,就需要標靶式的準備,於是針對考試的補習學校,就應運而生。
 

高壓考試 標靶準備

 
也就是說,補習學校的存在,是因為公開考試的性質;公開考試的性質一天不變,補習學校就會一天存在。
 
「學習」與「應試」,是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因此需要不同性質的準備。進一步說,「學習」是必要的,是「應試」的必要條件(周前不是說過,教師也會有「不考不教」的傾向嗎);沒有了學校遠水長流的「學習」,學生的知識就不足以「應試」。但是單靠正規學校的「學習」,又未必能夠充分地為學生準備「應試」。「補習」,就是補充學校的學習,目的是為了公開考試成功。
 
這麼一說,一定有人反對:「豈非說,非要上補習學校才能 DSE 成功?你是不是拿了補習學校的佣金,在替補習學校做廣告?」非也。實際上,還有許許多多學生,是沒有參加過補習學校,就在公開考試取得好成績,進入了心儀的大學。這就是說,學生要考得好,完全可以不需要補習學校。
 
但是,又必須知道,參加補習學校, 不是因為嫌學校不好,而是希望多打一些「補針」,爭取高一點的分數。君不見許多名校的學生,都參加了名牌的補習學校!換句話說,許多名牌補習學校的高分紀錄,靠的其實是名校的學生!
 
最近一期《北京大學教育評論》,有數篇有關補習學校的論文,其中香港中文大學研究生梁亦華研究了香港私人補習的種種,相當全面,值得一讀。論文的題目就是「互補還是挑戰?」
 
延伸閱讀
 
封面圖片:By Ohconfucius [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轉載。

程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