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文毅出席馬來亞獨立慶典

 

 

1952年在日本廣島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聯邦亞洲會議（World Federalist Conference）中，廖文毅作為台灣的代表，首次與馬來亞聯合邦方的代表東姑阿都拉曼見面，在出席會議期間，廖文毅與其有個即興約定，即日後誰先達成獨立，就要請對方參加獨立典禮。

 

其實早在獨立前的1955年7月，馬來亞聯合邦已舉行過第一次全國大選，以東姑阿都拉曼為首的巫統（UMNO），與陳禎祿領導的馬華公會（MCA）、善班丹領導的國大黨（MIC）組成政黨聯盟，在聯合邦立法議會中的52席中贏取51席，成為英屬馬來亞聯合邦的執政黨團，由東姑擔任聯合邦政府的首席部長（Chief Minister）。果真，在馬來亞聯合邦將於1957年8月31日迎來獨立之時，東姑阿都拉曼以馬來亞聯合邦首席部長之名，於同年8月2日回函給身在東京的「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廖文毅先生」（Mr. Thomas W.I Liao, President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Formosa），在信中說明會盡一切辦法協助其獲得入境簽證（3）。

 

 

 

廖文毅到馬來亞聯合邦參與獨立慶典的消息，引來當地密切關注和疑惑，1957年8月31日當天的《南洋商報》標題便標示：「『台灣共和國首任大總統』廖文毅來馬參加獨立慶典」。由於馬來亞聯合邦並未邀請北京或台北任何陣營的政府代表，使得廖文毅以東姑阿都拉曼「政治上的好朋友」這個身份受邀出席，格外引人矚目。在該報記者於吉隆坡機場的採訪中，廖文毅解釋其持有的是一本菲律賓護照，從菲國駐港總領事館領事獲得（4），並且聲稱會以此護照遊遍各國和聯合國總部，爭取宣揚台灣獨立（5）。有趣的是，當記者詢問廖文毅是否能說中國國語，其答謂不懂；而當以閩南語發問時，廖氏欣然答覆之餘，還頻呼「兄弟！兄弟！」（6）。

 

廖文毅攜帶而來的有關呼籲馬來亞人民支持台獨運動的宣傳紙，雖在機場被扣下，但其贈予東姑的珍貴禮物——台灣竹製帆船，卻顯示了台灣人的誠意（7）。經過《南洋商報》記者對新聞部和外交部徵詢，皆核實廖文毅並非官方邀請者；再轉而向東姑的私人秘書調查，也證實東姑本人並無發出私人邀請（8）。

 

隨後，東姑阿都拉曼在馬來亞獨立後首次訪問新加坡的採訪中提到，他與廖氏1952年在廣島的一場會議中結下友誼；只是東姑矢口否認曾發出官方邀請予廖文毅（9），且認為廖氏的來訪「使我不勝尷尬之至」（10），但原則上「不能阻止任何人來馬參觀獨立慶典」。東姑的解釋為，廖文毅曾來函是否可以友人身份前來參觀慶典，「余告謂無拘，卻不料渠抵馬後即自命為台灣共和國之正式代表」（11）。

 

至於東姑阿都拉曼致「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統」的回函是否能充作「邀請柬」，相信不算太重要。由此推測，東姑可能協助這位友人入境馬來亞聯合邦，並且順利參加了獨立慶典。東姑之所以否認發出請柬，唯可能深怕國際冷戰局勢之困擾，而不便有所表態。否則，東姑豈會不知道甚至不料到廖氏乃是「台灣共和國總統」？

 

 

 

至於台灣方面的文獻所提到的，廖文毅擔任國賓、獲授予勛章覲見國王、「只有一個國家承認台灣共和國」等說法（12），是否真有此事，由於對應史料之匱乏，則不得而知。調查局很重視廖文毅應邀赴吉隆坡一事，深怕廖氏藉參加獨立慶典之時，聯絡各國政要和各殖民地的獨立運動領袖，以擴大其聲勢，招來國際力量的介入。可是，當廖文毅返回東京後，對大馬之行竟無一詞向其黨、議會以至政府報告，此行就像他本人的私人旅行，因此令人感到費解（13），更使得廖文毅出席馬來亞獨立慶典的這趟旅途，充斥着各種不解之疑惑。 

 

根據一些訪談與檔案記載，東姑阿都拉曼接下來仍向廖文毅伸出援手，如1957年廖氏希望出席開羅所舉行的亞非人民團結會議（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Conference，又稱「開羅會議」），東姑遊說並轉交觀察員身份之邀請函予廖氏，但礙於經費問題之故，廖氏無緣親自出席（14），改派外務省長簡文介出席。此外，1960年在東姑的推薦下，廖文毅得以前往聯合國演講（15），唯1962年2月6日廖氏抵達紐約機場時，由於沒有入境簽證而遭移民局官員阻擋，被禁止進入紐約市區，在8日只能黯然返回日本（16）。

 

 

由於「台灣共和國獨立政府」在國際上的種種限制，非但於外交上一籌莫展，組織上也遭到國民黨政權調查局滲透分化與策反，以日本作為策源地的海外台獨運動，也面臨各種危機與分崩離析。長期在日本推展台獨運動的另一主要領袖許世楷認為，廖文毅出身大地主，是相當自我中心的人物，其活動因不能吸收戰後受大學教育的新生代而開始衰微（17）。1960年代，以學者王育德為首、旅日台灣留學生為基礎的「台灣青年社」，因多次臨時政府的會談上對廖文毅陣營大感失望，從原本欲彌補其缺失，最後卻分道揚鑣收場（18）。

 

再者，「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內部大地震，面臨四分五裂之局面。1960年1月2日，為擴大各界支持，廖文毅於「台灣民主獨立黨」外另組「台灣獨立統一戰線」，但卻只是黨（台灣民主獨立黨）、政（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議會（台灣共和國臨時國民議會）「三位一體」外的附屬組織，最高委員會員除了廖文毅和王育德，其餘皆為「議員」。1961年2月28日，張春興等人脫離「台灣民主獨立黨」，於大阪自主成立「台灣自由獨立黨」，擁有本身的組織和幹部，亦仍保住國民議會內席位與政務委員職。根據左派台獨運動領袖史明闡述，當時的「台灣國臨時政府分裂成五個黨，許多人爭着要當總統、副總統」（19）。

 

1962年後，「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核心領導決裂，廖文毅陣營吸收黨員的能力已大不如前。因在國際上的失利而大受打擊，政治上失志、失勢，國民黨政府在台灣沒收其家族財產，在台的家族成員又遭遇生命威脅等，廖文毅1965年5月14日放棄台獨運動決然返台「輸誠」。「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雖然繼續存在，並由郭泰成接任總統，但1976年郭泰成病故，副總統林台元接手至翌年亦告逝世，後繼無人而宣告結束。實質上，普遍認為臨時政府的招牌早已在1965年告終（20）。

 

 

廖文毅赴約出席馬來亞聯合邦獨立慶典一事，使這位「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大總統」名聲大噪之餘，也為臨時政府的聲勢推向頂峰，亦是台獨運動在海外密切受到關注和備受矚目的特殊例子。值得一提的是，廖氏與東姑阿都拉曼的相識與互助也並非空穴來風，從東姑的觀點上亦可看出其對台灣問題之立場。

 

1960年10月22日，東姑在官訪加拿大首都渥大華時，針對台灣問題，向聯合國提出同時承認中國與台灣為成員國的建議。東姑指出：「例如經常一貫性地批評殖民主義如印度，繼續認為台灣（Formosa），那個具有多數台灣人（Formosans）而非中國人的土地，為中國的一部分」。東姑以獨立國家首相的觀點，甚至認為，「對於世界組織而言，其最重要的角色是——反對殖民主義與維護和平為其主要目的」（21）。因此，他指出，倘若聯合國承認台灣的獨立，將移除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也將使聯合國必須承認控制着大陸的中共，「但反對革命的可能性卻是如此遙遠，不能接受（中國）革命就如同不能接受現實」般的道理。

 

東姑阿都拉曼批判「把國民黨政府作為代表中國發言之考量，無異於在做夢（dream world），更可疑的是它何以為台灣發言？他們為的只是自己」，「所以唯一的解決辦法是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而非中國人的殖民地」（22）。其實在1950年時，因前殖民主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終止與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馬來亞受到影響亦戛然而止。直到1964年11月在馬來西亞聯邦組成後，方確立中華民國為邦交國且於大馬首都設立了駐吉隆坡領事館，眾寡懸殊的廖文毅在這微妙的階段遇上東姑阿都拉曼，可以說是值得慶幸的事。

 

「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與東南亞軼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