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務員薪酬制度必須改革

（上文：內地腐敗的解決方案：提高習近平的薪酬？）

不過，令人疑惑的是，為什麼中國缺少像新加坡那樣用高工資來解決腐敗的民意支持呢？除了​​一些令人沮喪的，有時根據不足的原因（即官員是貪婪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共產主義的平均主義思想依然在這個國家佔據主導地位。平均主義意味着一個廣泛、實質的工資差——甚至報酬是基於功績和表現——在中國社會是不被接受的。Cooke，一位研究中國的人力資源管理的專家指出，「平均主義作為分配意識形態，描繪了中國幾個世紀的農民和地主鬥爭的想法。」

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統治着中國，而政府有意識的制度化工資平均主義。因此，這奠定了一個反對公務員大幅度加薪的社會輿論基礎。人們普遍認為在不同部門工作的僱員薪酬差距不應該太大。當討論到公共僱員的工資水平，鄧小平1957年9月23日就曾做出著名的論斷，「工農生活、城鄉生活不要相差太多。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須考慮到全國大多數人的情況，因此，在目前應該堅持在公共部門實行合理的低工資制，盡量使大家都有飯吃」。此外，他還說到「要按勞分配，要有差別，但差別不能太大」。

公眾態度與官方意識形態相當接近。我密切留意《人民日報》上關於公共部門工資和治理腐敗關係的討論。當時新加坡李光耀訪華後，他曾向中國領導人建議引入新加坡式的反腐制度。《人民日報》因此還刊登了大量關於公共部門工資和廉政之間關係的文章。有趣的是，他們避免使用「高薪養廉」這個詞，相反，他們認為新加坡的做法應該叫做「以薪養廉」。也就是說，新加坡的公務員並沒有獲得特別高的薪水，反而是其他反腐敗制度（比如獨立的反貪機構）在減少腐敗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人民日報》的文章還認為，一些貪婪的官員是不能用高工資來「收買」的，他們獲得高工資的同時還會非法斂財，因此，政府要鼓勵官員們過節儉的生活；只要政府官員們通過節儉來淨化他們的內心世界，反腐敗的運動才會真正成功。於1990年末，時任中國總理朱鎔基提出改善公務員報酬來提高政府的清廉程度時，就小心翼翼地對公眾說這是「以薪養廉」（不是高薪養廉）。

筆者理解公務員工資不是影響腐敗的唯一因素，也不認為學習新加坡的「高薪養廉」會在中國大環境下立竿見影。然而，中國政府官員的「正式工資」是相對偏低。我在網上查閱一些國家領導人的工資，俄羅斯總統每個月收入12,272美元，墨西哥總統每個月工資13,307美元，阿根廷總統每個月26,258美元。在這些重要的新興經濟首腦中，只有印度總統（2,477美元）的工資比習近平（4,000-5,000美元）的少。

如上所述，在過去的十年間，中國政府已經提高公共部門僱員的工資。在2000年，朱鎔基總理曾說過他的工資是每個月240美元；在2002年，他每個月賺取480美元。因此，習近平的工資比前任高很多。不過，從橫向來看，習近平的工資是非常低的（當然有人會反駁說他不靠這些工資生存的，這也是真實的；不過此問題與本文的主旨無關）。

雖然1990年代中國公務員開始增加正式收入，公務員加薪卻從來沒有達到一個可以有效改善公務員激勵機制的地步。也就是說，每次的漲薪大多是因應公務員普遍的怨氣，在政府的財政允許下一次性的給公務員進行補償以提高士氣。因此，現實中一些公務員貪污腐敗，獲得巨大的不當收益；與此同時，許多普通的公務員努力維持生計。儘管現在「紅領」（中國的公務員）職位還受歡迎，不過，愈來愈多公共部門中層管理人員選擇逃離。

如果習近平主席想向世人證明中國共產黨是認真地和腐敗作鬥爭，他應該認真考慮公務員薪酬制度的改革。反腐敗運動雖然震懾了一些貪官，不過制度建設還是任重道遠。除了​​法治、獨立的反貪機構，公務員薪酬改善也是必不可少。如果公職人員加薪是在法律框架下合法進行的，習近平主席即使獲得更多的工資，也可能不會有太多的反對。而且從長遠來看，提高薪酬水平、改善公務員的激勵機制，打擊腐敗得到好處就會轉化為政治、經濟、社會多方面的好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