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一個小小的墨水瓶在中國引起軒然大波，而且波動了30多年。
這墨水瓶事件本來只是一件惡作劇，源於南洋公學的學生不喜歡一個保守的教師。為了發洩他們的不滿，他們把墨水瓶放在那個不受歡迎的教師的座位上。
在仍然講究師嚴道尊的時代，那個教師大為光火，要求校方開除惡作劇的學生。但沒有學生承認責任，而校方找出來開除的學生則聲稱無辜，擾攘一番，事情愈搞愈大，最終南洋公學200個學生退學。這次學潮得到社會名人如梁啟超等聲援，發展到十多省的學生響應，並且成為以後接踵而來的學潮的序幕。
雞毛蒜皮 嗚呼不平
社會轉型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在新舊對抗的緊張局面裏，小事情也會成為導火線。有一陣，許多學校有飯廳風潮，例如認為伙食不好，一桌八個人，湯裏只有七隻蝦，因此掀翻飯桌。這種飯廳風潮一校比一校鬧得兇。局外人看，為的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覺得啼笑皆非。其實當時中國急待改革，但是制肘很多，全國處在人心動蕩的氣氛下。受了新式學堂教育的學生，對政治、社會和教育不滿，大有不平之氣，紛紛藉機發洩，於是這些小事成了年輕人宣洩不滿的出氣口。
小說家郁達夫說：「那時候這一種 『嗚呼』的傾向，這一種不平，怨憤，與被壓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躍躍山雨欲來的空氣，實在還不只是一個教會學校裏的輿情；學校以外的各層社會，也像是在大浪裡的樓船，從腳到頂，都在顛搖波動着的樣子。」
這不光是小說家言，許多名教授如胡適、吳宓、費孝通等等，未留學之前全都因為學潮而轉過校，甚至本身就是學潮發起人。日後做了北京大學校長的蔣夢麟，當學生的時候，也曾在學潮之下退學，而且聲言毫不後悔，巴不得早日離開那學校。他說當時思想較新的人同情學生，思想較舊的人同情學校，但不論同情那一邊，似乎沒有人體會到學潮興起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他在《西潮》回憶：
「全國普遍顯現擾攘不安。貧窮、饑饉、瘟疫、貪污、國際知識的貧乏以及外國侵略的壓力都是因素，青年學生不過是這場戰亂中的急先鋒而已。
「這種反抗運動可說是新興的知識分子對一向控制中國的舊士大夫階級的反抗，不但是知識上的反抗，而且是社會的和政治的反抗⋯⋯中國的舊有制度正在崩潰，新的制度尚待建設。」
學潮頻生 兩代紛爭
革命終於來了，可是辛亥革命之後，社會的局面沒有改善，還走向下坡，軍閥橫行，結果學潮仍然不斷發生。罷課、開除、退學、關閉學校等等循環不斷，誰都沒法平靜讀書，不少人學業中輟；而老一輩也側目，認為學風囂張，學生桀傲難馴。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不同世代的人都執着自己合理的一端，愈到後來，愈多陰謀、勾結的猜測，學生、學校、政府互不信任。
當時政黨也摻進學潮裏來，認為有青年就有未來，自清末革命開始，學潮都不免沾染政治色彩。國民黨和共產黨都視動員青年學生為革命的關鍵，於是學潮到二、三十年代更大起波瀾。1930年代時，學生反對環境已經成為普遍的風氣，儒雅的國學家季羨林回憶說，當時「中學生頗有罵教員的風氣。所謂罵，就是趕走。」而他自己也有一點罵人的經驗。在那半個世紀，中國的學界已經容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
無論是墨水瓶還是醬油瓶，是八個人七隻蝦，還是八個人九隻蝦，其實都是借題發揮。糟糕的是既然借題發揮，也就免不了有爭議，甚至讓旁觀者看來，有無理取鬧的問題。而青年血氣方剛，也不免有衝動以及低估危機的狀況。於是雙方各不相讓，互相指摘。
占士甸有一齣電影叫 Rebel Without a Cause（《阿飛正傳》）。甚麼是 rebel without a cause？不就是「無理取鬧」嗎？
占士甸如果沒有英年早逝，也有到了中年老年的時候。一旦發生「無理取鬧」的社會糾結，中年老年占士甸有沒有反思當年的同理心，有沒有看透世情的慧眼，有沒有知所措手的方法呢？做年輕占士甸容易，做成熟的占士甸，多麼難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