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的社會運動讓內地遊客卻步香港；2020年的疫情讓香港與全世界隔離。這兩年的衝擊，香港無論從經濟、社會或者政治上，都一定不會再是過去的那個香港。離開摘掉口罩過日子，恐怕還要數月的時間。當下，也許正是港人反思如何「改革開放」這個星光不再的城市。
啟動大灣區可持續發展模式
香港需要新的發展契機。當然，這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事。2018年中國提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時，香港正遇到政治風暴。不少港人認定這是計劃經濟規劃而無法接受。其實，縱觀世界先進國家和地區，比如歐盟和日本，都有大量的中長遠發展規劃。城市層面也一樣。最近，倫敦剛剛發布了最新一版的「大倫敦發展規劃」。各國不論意識形態或者制度上是什麼主義，都明白市場經濟自身不可能讓地球走向可持續發展的未來。只有通過限制性措施，比如強行規定減少碳排放，才能確保地球不被人類自己毀掉。
今年，國家的「十四五」及「2035年長遠發展規劃」又來了。2021-2025這規劃的第一個5年，是轉向「質量發展」的初期。之後計劃一步步走向「碳頂峰」，最終在2060年實行「碳中和」，歐美日則計劃在2050年。廣東省提出2050年率先實現「碳中和」，與歐美同步。
這種「倒逼」（backcasting）發展模式首先是歐洲提出的。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國家又把長三角、京津冀、大灣區3個大都市圈重點和優先發展定為「國家發展戰略」。也就是說，在大灣區可能要多聚集2000萬人口，增加經濟增長總量佔全國的比重和發展強度，以確保國家很多地區被劃為「禁止開發」或「限制開發」後，國家的整體經濟增長和競爭力繼續。
要提高發展強度，又要加快減少碳排放，這就是大灣區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模式。
香港應把握契機重獲生機
我以為，這是香港的新契機。首先，香港在可持續發展方面並不落後，把在香港提倡和實施的各種綠色技術推廣到大灣區，大有可為。雖然有「黃」、「藍」之分，但很多人都很「綠」的──港人的環保覺悟很高。
其次，增加大灣區的發展強度，意味着臨近香港的市場需求會繼續增加。目前，大灣區已經接近7000萬人口，超過英國或法國總人口。而未來再增加2000萬，加上人均收入的上升和進出口的增加，700多萬人的香港，真是有太多的過程和服務可以參與和提供。
不過，讓香港把握契機重獲生機，有兩個前提：一是大灣區真的可以如願如規劃地獲得進一步發展。這個前提，港人決定不了。不過，從近年年輕的深圳在全球經濟、科創的地位和那邊市民的活力看，這個前提實現的可能很高；二是港人參與的意願。親中者自不必說，政治上與大陸整體思維不一致的，則應該認識一個事實：如果這種區域規劃是綠色的、是對整個地區的可持續發展有利的，就不存在姓「資」還是姓「共」的問題。
可持續主義的運作思維與環境
2010年，兩位文化人Michiel Schwarz和Joost Elffers在《可持續主義是新現代主義》[1]一書中提出，在公眾意識中引入「可持續主義」（Sustainism）以取代後現代主義。他們認為，當今世界已經網絡化。不僅各個國家城市，甚至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觀點公布上網，而網絡的聯繫可以把任何「在地的」（local）的東西全球散布。地球則會變成全球關聯，同時具本地特色；重視生態，同時重視技術。因此，人類需要用一種包容、環保和發展的新模式思維，才是正道。這種原本在文化界的思維，近年也逐漸進入企業思維。例如飛利浦公司開始用這種思維解釋自己的角色。
這種以社會公平、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三原則為基礎、以長遠的社會進步為本的可持續主義，特別適合已經並繼續維持「一國、兩制、三貨幣」的大灣區，因為我們所塑造的，正是這樣一種新的「運作環境」。以這種思維考慮區域發展和規劃，「融合」二字的含義便會不同。
傳統上，各個城市協調發展，在區域層面上解決問題，是區域發展規劃的核心。因此，無論是國家的「十四五」規劃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都含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 環境保護，特別是對土地、水資源、空氣和海洋的治理和保護；
- 改善交通、通訊和金融網絡，提高生產要素在區域層面的流通性，從而優惠區域內的資源配置；
- 提高公共安全，包括防疫和滅罪。
這三個方面，都需要以政府主導和推動。
區域發展：合而不同，差異化聯作
如果我們從可持續主義出發，還有兩個方面值得我們留意：
第一，各個城市進一步差異化發展，也是區域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換言之，香港愈「香港」，廣州愈「廣州」、深圳愈「深圳」，對各自還是對區域，都愈好。也就是說，如果我們對「合而不同」的理解，不僅僅是「包容」，而是鼓勵發展本地文化等方面的特色時，區域內不同城市的發展特徵，差異愈大愈好。例如，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香港特區繼續其貨幣和信息自由流通的優勢，吸引更多資金和人才，提供內地無法提供的國際化服務；而深圳以其聚集技術精英方面的優勢，繼續科創與製造結合，在5G環境下轉化成世界級新產品。
第二，基於差異化的聯作。這是指：因為不同而衍生出的創新和共贏的機會。例如，因為廣東自貿區在廣州機場綜保區的有利市場區位和香港在國際金融和貿易上的便利，各自成立一個項目公司（SPV），兩個SPV就可以把一架中國市場的飛機以最優惠的價格賣到海外。再如，一所大學在香港和深圳的兩個分校，可以開設同樣的課程，卻招收不同地方來的學生；或者相反，根據兩地的情況，開設不同的課程，卻採用統一的教學方法、享受同樣的師資和設備。
這種差異化連作製造出創新的服務，不僅有利於兩地，也提高了整個區域在世界上的競爭力。另外，通過網絡平台，讓不同城市的醫療設備共享，為不同地方特別是相對落後地區的患者提供相同或者差異化的服務，也是「以少勝多」的「環保+科技+公平」區域聯作的可能性。
可持續主義提醒我們，融合不必政治化，並可以和應該保持差異。這不僅有助更多人積極參與整個區域向可持續發展，也要求各地政府在非傳統思維涉及的地方多動腦筋和開綠燈。比如上面提到的兩個SPV做成一個貿易渠道的例子，香港特區政府不斷與更多的國家簽訂相關協議，便會同時幫助本地和整個大灣區增加更多的發展機會。
注釋：
- Schwarz, M. & Elffers, J. (2010). Sustainism is the new modernism: A cultural manifesto for the sustainist era. New York, N.Y.: Distributed Art Publishe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