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香港無疑正進入「二次回歸」的實踐階段，但相對於九七回歸帶有「民主回歸」的政治主題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背景，二次回歸卻只有空洞乏力的「人心回歸」，沒有多少實質性價值和指導意義，無法期望能夠凝聚到任何人心。
香港的政治人才荒
即使內地尚未具備一套有效的意識形態，但關鍵時刻總能夠訴諸民族主義，然而港人對祖國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內地發生的事情，以及香港回歸後的多次政治風波所打擊，到了今天認同感和民族感情幾乎消耗殆盡，已不堪再用。
與1997年不同的是，目前社會瀰漫着悲觀主義甚至虛無主義，不要說人心回歸，就連克服這股悲觀主義的誘因也看不到。北京雖然似乎不介意用悲觀主義來送走「異見人士」，亦希望香港將來可以非政治化一點，但其整體布局在主題和精神面上付之闕如，只會令人心渙散，其目標更易淪為鏡花水月。
正如荀子所言：「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議兵篇》）兼併容易，能否凝聚人心以保存勝果，才是難度所在。「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達至「堅凝」，即使兼併了也早晚為人所奪；特別在21世紀信息社會，能夠凝聚人心，就等於拿下了該地方，「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如何凝聚」這一點，必將成為今後中央治港的關鍵與重要課題。
然而，就在這用人之際，北京驚覺香港的政治人才問題，不止是青黃不接那麼簡單──多年來流於表面的表態政治、近年的民粹浪潮及近一輪的大清洗，已導致本港政治人才涸竭，但另一邊廂卻突然需要額外300位選委及數十位立法會議員。面對這人才荒以及建制派內部的明爭暗鬥，相信北京也頭痛不已，只好先擱下其他問題，但這樣香港政治「有形無神」的虛無時期亦勢將延長。
貫穿中國歷史的「二律背反」
回歸24年後的今天，我們都深刻地意識到香港長期處於一個迴圈之中不斷浮沉，無法自拔，背後的根源在於中央帝國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所提出的概念，指兩個相反命題，儘管都可以各自成立，都能自圓其說，但其中任一命題都不能克服另一命題。
一篇網上文章很有意思，作者指出傳統帝國的「二律背反」長期並存，幾乎貫穿了整個中國歷史，當中「儒表法裏」或「外儒內法」正是一種典型的二律背反：歷代統治者，為了低成本地統治這片廣袤的國土，必須不斷地提出普遍化的道德理想，為皇權專制提供正當性。然而，皇權專制的本性，卻時時刻刻在否定普遍理想的正當性。
具體而言，作為一套治理秩序的專制帝國，為了維護統治，必然提出一套讓天下人臣服的「普世理想」，但其專權本質所必需的，諸如龐大的官僚體系、不受制約的皇權統治，在長時段的歷史中不斷反噬理想的普遍性，使其不斷虛偽化。
事實上，一國兩制的設計與實施，本來是為免香港墮進中央帝國這個「二律背反」的迴圈之中，甚至希望一併讓中國走出這迴圈。可是正如網上文章所指出，中國一直徘徊在開放與排外兩個極端之間：當非我族類能被同化時，中國就會積極地開放，甚至允許外國人參加科舉；但當他們不能被同化時，就淪為蠻夷，斥之為賊，必欲除之而後快——這正是香港回歸以來的寫照。
一國兩制的宿命與悖論
香港的悲劇就在於明知宿命（二律背反）難違，但仍設法避免，然而解決辦法自身（一國兩制）卻是另一個悖論。港人就是以這種「明知宿命、明知悖論」的心態迎來回歸，卻發現沒有人駕馭得了一國兩制，最後落得反被帝國的二律背反所吞噬的下場，任誰也掙脫不了宿命。
筆者帶出「二律背反」並非只為了道出這悲劇，而是指出即使帝國的「二律背反」長期並存，但也有着一定的操作手法與內在邏輯。網上文章舉出了商鞅變法和漢武帝的「推恩令」兩個例子，兩者目標皆為強化中央集權，但商鞅和漢武帝均提供了充分的誘因──商鞅的辦法是獎勵耕戰，讓百姓得以與貴族競爭，而漢武帝則強制諸侯王把土地採用諸子均分制，不准只傳給嫡長子，令諸侯王被「變相削藩」，使兩者最終以較低的代價和阻力，達到原本目的。
奇怪的是，目前中央對港政策同樣是為了集權，卻絲毫不見上述的操作手法與內在驅動力：在一方面中央冀求根本地解決香港問題，但另一方面政治主題與適當的誘因皆欠奉，並習慣性將施政失誤推到國家安全和意識形態上面的情况下，這只會是一種破壞性創造，欠缺關鍵性的轉化性元素，幾乎可以斷定推行時將舉步維艱、事倍功半，以這種狀態肯定無法支持到「深層次矛盾」得到處理的時候。
正如康德的二律背反的發現，揭示出人類對於事物的認知，將不可避免的走向其對立面，從而令黑格爾認識到矛盾是普遍存在的，那麼要把握一個對象，就須掌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規律和發展過程。現在北京對於一國兩制已從「肯定」進入「否定」階段，並且認定這種矛盾是消極的，因而只見「對立」，未見「統一」。為此，各方有必要促進中央對矛盾的對立統一的探索，以助它排除這種片面性，促進它過渡到「否定之否定」，讓一國兩制正式進入對立統一的新階段。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