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本欄的題目是：〈形態、常態、生態〉，但沒有來得及討論生態。生態，是教育所處的大環境，並不局限在教育體系內部。筆者有一個說法：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學習系統，是人為的建制。因此，教育總是帶着經濟、政治、社會、文化、信仰等等的時代烙印。也就是說，教育是會過時的。我們，正處在這種尷尬而又關鍵的歷史時刻。
上周提到，在工業社會以前，十九世紀中葉以前，學校是為家庭服務的，那時候基本上是農業社會。筆者描述過的美國麻省Sturbridge村莊，過着1836年的生活，開始有了第一所學校，就是為了孩子要到波士頓打工，所以要學一些在農村並非必須的「讀、寫、算」。是生態的變化，工廠的出現，產生了學校。那時候，學校基本上還是為家庭服務的──讓孩子可以出城打工。
上周又提到，英國的1870年《教育條例》（Education Act）可以說是教育社會化的先河。當時英國的工業急速發展，不少工業家認為要保持英國在工業製造的領先地位，必須發展教育。教育條例明令5至11歲的孩子入學，這是辦學成為政府行為的開始。社會的生態變了，需要大規模具備一定基本知識的勞動大軍，政府辦學、強迫入學，成為了必須。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人力資本」理念的出現，各國爭相發展教育，作為全社會的投資。首先是普及小學，跟着是9年義務教育。教育更加是一種全社會遍及性的事業，這就需要有政府充分的投資，要有學校教育的基本裝備──校舍、黑板、桌椅、課程、課本、圖書館、實驗室、運動場等等。於是有其他生態性的要素：學生的人數、教師的來源與素質、課程的設置、教育經費的分擔、畢業生的就業……
教育生態：社會大環境
首先有教育生態這個概念的，是Philip Coombs。他是提出「教育規劃」的第一人，他創建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屬下的國際教育規劃研究所（IIEP）。當年出了一系列薄薄的小冊子，各國教育規劃者奉為必讀，第一本就是Coombs（1970）親自寫的《什麼叫做教育規劃？》只有61頁的小冊子，至今為人所引用。裏面提到了教育發展的長遠考慮（現在與將來的關係）、全面考慮（教育與社會其他部門的關係），以及教育體系內部各個方面的相互關係。堪稱是用「生態」的視角來探討教育發展。不過，也可以說，當年的「教育規劃」，聚焦於學校的正規教育。延續至今──世界上大部分政府的教育發展，還是聚焦學校的正規教育。
但是，不久，Coombs就有感學校並不足以涵蓋人類的學習，因此率先提推動「非正規教育」，實際上是提倡正規學校教育以外的、放在社會裏面的教育。不過，Coombs這方面的先見，只得到微弱的共鳴。以學校為本體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各國政府發展教育的焦點。
現在，社會又不一樣了。如上周所述，社會正在不斷地碎片化，個人正在變得愈來愈自由，但面臨的前景也愈來愈變幻莫測。學歷已經不足以支撐個人多變的未來，不管學校的形態會如何變化，學生一定是愈來愈需要不斷學習、隨時學習、到處學習。如上周提到的，「學歷」已經不能讓學生受用終生。也就是說，學校提供的正規教育，已經難以涵蓋學生需要的學習。
未來學習：社會大教育
這也是最近探討「未來學校」的原因：學校的牆要不要拆？近幾個月的討論，國內國外，彷彿都在探索學校拆牆的可能性，或者是拆牆以後的情景。這些討論可以有兩種走向：一、學校將會消失在社會之中；二、學校將在社會中擔任新的角色。這裏面一個關鍵的元素，是如何看待「科技」。認為科技終將取代學校和教師，是一種思路，是英語社會總的傾向。在他們的文化中，在「人」與「物」之間，「物」是決定因素；而在東亞筷子文化中，「人」是決定因素。
筆者認為，學校還會存在，而且擔任關鍵的角色，但是勢必會脫離包攬學生學習的角色，因為不是任何意志或者政策可以左右其發展的。於是必然會出現教育的新生態。這裏嘗試描述一下這種教育新生態的幾個方面。
一、學習條件。幾十年來，教育發展的注意點，是「入學」。一方面是盡量讓更多的學生入學（發展中國家的中小學入學率、發達國家的高等教育入學率），另一方面是不斷提升學校的資源（主要是人員與設施）。焦點是學校。疫情的停課告訴我們，科技可以為學生學習開闢另一個天地。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主動學習、自覺學習、在家學習等等個人化的學習活動，將會不由分說地成為教育新常態的一部分。那麼，教育的資源，只放進學校就很不夠，需要遍及每一名學生。也就是說教育投資的重心，需要從學校往下移到學生。具體來說，就是像疫情給的啟示，每一名學生都要有充分的條件──物質條件、家庭狀況──足以實行個人化的學習。
二、社會資源。學生的學習，必然會擴展到社會。一方面，很多必要的體驗與學習，只存在於社會現實之中；另一方面，理論與實踐的關係，必然會有一個大改變，因而讓學生的社會實踐提前發生。從另一個角度看，也就是說，社會各方面都需要承擔對學生的教育責任。在香港，已經有數以千計的社會機構，為學生提供學校以外的學習經歷；而且這些機構看來也為這類的貢獻感到高興和自豪。「教育2.1」提出的＂All for Education＂「大教育」，全社會為教育做出貢獻，香港算是先行，值得為自己鼓掌，這將會是教育新生態中一個關鍵性元素。否則，學生的學習就只能困在學校和家庭裏面。
教育資源：重心在學生
三、家長角色。這是另一個關鍵環節，也是最困難的環節。前文提到朱永新提出的，家長的角色，將會「從邊緣回歸中心」；也就是說學生在家學習，家長的責任很重要，但是「家庭」是社會不平不公的寫照，也是悲歡離合的光譜。教育本身無法克服家庭的貧富懸殊，也無法促進家庭的和諧共處，但是，大家都明白家庭是教育新生態重要的一環，很重要。社會工作或者將有新的部門，一些久曠的社區中心，也可以恢復生機。其他還可以做什麼？
四、學校角色。教師的輸送訊息與知識的功能，必將逐漸為科技所替代。只要想像一下，假如學生考試可以帶上一部電腦，將會是怎樣的一種情況，但是教師不會消失，他們將會扮演學生學習輔導員、同行者的角色。而最重要的，學校是一個群體，是一個比較穩定的群體，是學生學習共同生活的最佳設計，這是機器無法取代的。由於文化傳統，香港的學校都不會忽視德育、忽略課外活動、不設學生組織、沒有班主任；在這些方面，大家都知道教師起着無形的但是極為關鍵的作用，未來必然更為重要。教師的「師傅」（mentor）角色就會愈來愈顯著，也就是全面地幫助學生的成長。
從上面可以看到形態、新常態、新生態的連鎖關係：教育的工業生產形態勢必逐漸減退；疫情和停課、科技的強勢介入，啟示了教育勢必進入的新形態；而新形態的出現，必然把教育從學校擴展到全社會。這個過程中，學習必然愈來愈個人化，而全社會的資源（包括政府與民間），學校以外，必須分配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支持每一名學生的學習；這也許就是教育的新生態。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