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談到OECD關於學校未來的四種情景，又與朱永新的「未來學校」互相呼應。這之後，參加了幾個會議，不期而然，都與這個話題有關。國際上、中國內地、香港，在教育問題上的討論，話題正在迅速轉變，匯聚到「學校的未來」。因此在這裏與讀者分享。
這種話題的轉變，是因為全球的疫情肆虐，學校被迫停課。停課帶來很多的不幸，在很多國家，冒着劇升的疫情還要復課，就是因為心痛學生失去了教育。而教育，往往與「上學」畫上等號。「上學」很重要，學校是教育的重要基地，這大概沒有人會否定。關鍵是，當「上學」成為不可能，怎麼辦？
於是出現全球性的「線上教學」，其散播速度不亞於新冠肺炎（雖然不排除世界有些角落、即使是富裕國家的有些角落，束手無策；學生白白喪失了幾個月的學習）。不過，同樣是線上教學，卻會有不同的取向。第一種：盡量希望能夠滿足實體課堂可以做到的。第二種：在停課的情況下，改變了不少學生的學習模式，有了不少新的嘗試。第三種：拋開原來正規課程的格局，設計新的學習嘗試。
這裏面，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背景，會有不同的情形。例如在公開考試壓力大的地方，忙於完成應試需要的學習內容，就變成了教師和學生最牽掛的。不同的年級，也會有不同的情形。例如高年級的學生，自學的可能性就比較高。幼稚園，就始終是「重災區」。當然，教師的心態與水平、學校的文化、教育制度的運作模式，都令到各地發生的種種嘗試很不一樣。因此，全球的圖像，是非常多元參差，但也可以說是遍地開花，豐富燦爛。
學校社會 結成夥伴
不說全球，只看香港，也是一樣。有些學校，不習慣變化，開始幾個月，按兵不動，到後來也不得不變。有些學校，開始時勉為其難，權宜姑且，後來才熱起來，結果產生不少精采的經驗。也有些學校，平常就很多創新，廣納各種教學資源，停課之下，反而大展拳腳。不同的學校，其文化、習慣、心態都會不一樣。就算在同一所學校，不同的教師，也會有不同的態度和施展空間。香港因為採取「校本發展」模式，因此有橫向的多姿，但也有縱向的參差。這是現實。現實本來就是複雜的，只是人們慣於簡單的單一結論，來判斷或者描述一個複雜的情景。
但是，在種種五花八門、目不暇給的情形裏面，有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學校的牆，正在被打開。是疫情，使學校的牆，不由分說地被迫要打開。也使學生，被迫要在學校圍牆以外學習。這與OECD的學校前景──教育外判、學校成為學習中心……──不謀而合。這也是為什麼近期的網上討論，不論是國際、內地還是香港，正在逐漸移向「學校的未來」。因為疫情期間發生的種種，誘使人們去考慮：把學生關在學校的牆內，必要嗎？足夠嗎？合適嗎？也誘使人們去考慮：把學生放到學校的牆外，有可能嗎？有優點嗎？有缺陷嗎？
再想一想，學校的牆，其實已經不斷地在打開。不過疫情之下的停課，迫使我們去打開「課堂」的牆，而課堂往往被認為是學校教育的核心。不是常有人說：「教師要教好每一堂課！」「學生的轉變，由課堂開始！」課堂沒有了，就成為對學校教育最大的挑戰。
為什麼說，學校的牆，不斷地在打開。第一種情形：學校授課結合現實。這本來是多年來許多教師所做的，良好願望是希望學生學的有用，又或者學得有興趣。今天看來，其意義，其實是脫離「分數」、「考試」、「學歷」這些「實際」，而把「課堂」擴充到課堂以外。這是過去在不知不覺中走過來的。回想筆者在學校學物理，牛頓定律，是從黑板上的公式開始的，接着就是習題計算，根本沒有空間知道其實在意義。是完全另外一種學習，現在已經比較少見。
社會參與 已成常態
第二種情形：把社會引進學校。學校邀請校外的力量，進入學校協助──家長進校、校友回校、嘉賓講座、駐校音樂家、駐校作家、體育教練、舞蹈教師……──在香港學校已經是司空見慣，不是什麼新聞。都是把校外的現實，拉進校內的學習生活。就像本欄介紹過的，從社會新聞、街頭現象學習法律理論，就是讓學生實實在在地感覺到，理論是從社會上來的。
第三種情形，把學生送進社會。這在最近幾年，愈來愈廣泛。一項全港1595所學校的調查，包括中學、小學、幼稚園、特殊學校，平均每所學校11.3個項目，屬於與校外社會上的機構結夥；涉及超過4000個校外單位。除了一貫的種種比賽，很多都是課程以外的活動，把學生的學習經歷，拓展到學校以外的現實環境。也有一些項目，讓學生到真正的社會崗位，親身體驗工作的現實（而不是職業培訓）。
第四種情形：在學校以外學習。這裏指的，不是校外的補習學校，而是失學的兒童。筆者曾參與籌備在香港舉辦的”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2009），就接觸過印度一位女教師，在火車站開班，讓在流浪的孩子學習基本的生活技能，也讓他們有信心尋找自己的前途。在香港這樣的社會，也有中途輟學的青少年，他們如何學習？稍為年長，不通過學校而學習，由於電子平台的普及，就更加是一種普遍現象。
第五種情形，建設學習型的社區。上周末博鰲教育論壇的主題，就是關於教育的社區化。世界上已經有不少地方，作了很有意義的嘗試，把整個社區，建設成為一個學習社區。
港大建築系的同事，也曾經在內地設計一個學習型的社區，裏面的學校設施，已經融化在社區裏面。另一個出名的例子，是加拿大的綜合學習指標（Composite Learning Index），是根據UNESCO的學習四大支柱──學會生存、學會學習、學會實踐、學會共同生活──設計出一個指標體系，用來標誌一個城市的「學習化程度」，共17個領域，26個指標。例如：學生的解題能力、在職培訓的機會、每戶用在圖書館、博物館、現場表演藝術的支出……等等。
疫情衝擊 挑戰觀念
但是因為疫情，看到的卻是新的一面。在一個會上，香港的「翻轉教學協會」在一個港大與內地「教育三十人論壇」合辦的大型論壇上，首先提出的是在線上運作，「如何面對有學習困難的學生」，引起了聽眾很大的興趣（當時境內外有4.5萬聽眾）。同一個會，江西寧都的教育局長，介紹了如何在疫情中，運用線上學習，讓學生有了新的學習興趣，也有了新的自信心；而這個縣，本來是一個貧困縣。筆者最近到過不少學校，也看到不少教師，在疫情之下，正面積極地讓學校出現新局面；而這些學校，有些因此轉弱為強，有些因此全校教師、師生更加團結，甚至有些從瀕臨倒閉的邊緣，而變得生氣勃勃。
筆者的觀察，這是因為疫情的衝擊，打破了舊的思維與規限，絕處逢生，反而帶來了新氣象。他們有了新的目標、新的途徑，反而摸索出新的教育意義。這就是教育的新常態。其意義，不可小覷。
由於學生知識增長的途徑不一樣了，學校的牆，正在消失。絕不是不要學校，而是學校的角色正在改變。學校教育的意義，會很不一樣；人們對學校的成敗優劣，也會開始有不同的觀念。學校的排序，將會很不一樣！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