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學（簡稱港大）的中文課程肇始於 1913 年 9 月。100多年來，中文學院以傳承國粹、貫通中西文化為辦學宗旨，歷經幾代學者辛勤地開墾耕耘，建立了深厚的學術傳統和學科規模，成為具有國際影響的漢語言文學、歷史、翻譯的重要教研機構。中文學院歷任系主任名單如下：賴際熙、許地山、馬蒙、馬鑒、羅香林、林仰山、趙令揚、黃六平、何丙郁、單周堯、楊玉峰、施仲謀、吳存存。
本節論述，主要根據香港大學林愷欣博士論著《從政治退隱到文化抗逆︰港澳兩地清遺民的文化志業研究》的分析，（註1）謹此致意。
香港大學是高等中文教育開展的一個標誌
香港自1842年成為英國殖民地後，即由原來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社會結構，演變為一個華洋雜處，且由大量南下移民組成的社會體系。雖然華人仍是整個社會人口構成的基礎，英人的管轄已改變了中文和傳統文化的社會地位，英文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殖民地的法定語文，中文的功用止於日常應用的層面，華人的中文教育主要由民辦學塾或社團義學提供。至20世紀初，隨着華人人口不斷增加，居港華人的成分與開埠初期的流徙人口已有所不同，華人紳商階層逐漸形成，社會對中文教育的需求日增。政府在1902年作出檢討，認同有必要在學校加強中文教育。不過，其出發點完全在於商貿和生活應用的「實用」層面，教育方針側重於培訓能溝通中西，為殖民地政府和社會服務的雙語精英，對中文教育的推廣實際上仍有所保留。
自19世紀中葉開始，香港既為中國對外商貿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門戶，亦為英人在華建立勢力的根據地。為保障和擴展英國的利益和影響力，政府早期所設立的教育制度，側重推廣西方和英式的文化教育，中文教育在頗長的歲月中，一直停留在由民辦學校提供基礎語文和文化教育的階段。1911年是中文教育發展一個重要的分水嶺。辛亥革命牽動的社會變革和人口遷移，以及民國政府推行的教育政策，都為香港未具系統的中文教育結構帶來直接的衝擊，而在同年成立的香港大學，更為高等中文教育開展的一個標誌。
辛亥革命後，香港的中文教育步入「新」、「舊」兼容的發展階段，「新」者可見於中文教育已逐步納入正規學制，新式的官辦中文中學──漢文中學亦於此際成立；「舊」者則見於在1911至1935年間中文教育課程的設計，仍以傳統的經史為主流，與民國不讀經學的主張及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潮流背道而馳。
南下香港的清遺民，與開埠前期移港人口的文化背景迥然不同。他們並非自晚清以來為覓生計或因國內亂局而遷港的移民，而是首批在改朝換代後南下的政治和文化遺民，且屬開埠以來入遷香港的人士中學歷最高的一批人。這些清遺民大部分都屬科舉出身的士人階層，不少更是進士，學術資格在清代學制中屬優等級別，而學統方面又多出自廣州學海堂和廣雅書院一系，學術思想和文化意識都與傳統的社會制度緊密相連。
根據林愷欣的分析，（註2）這批南寓香港的清遺民，都是深受儒家文化思想薰陶的知識分子，避地香港獨特的文化機遇，當然是清遺民得以弘揚國粹的原因。由寓港清遺民參與創立的教育機構或文化組織，至今尚存的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學海書樓和孔教學院等，為全國極少數由清遺民聯手創建，並能屹立近百年不倒的文教組織。這些文化平台代表了他們擁有的「衛道」能力，並不只限於過客式的詩酒酬唱活動，而是真正能以自身的文化學術底蘊，填補香港所缺乏的大學中文教育的空白。
1913年9月，香港大學文學院正式成立並開設中文部，為學生提供古典文史作為選修科目，並正式納入大學課程。香港大學的創立，是香港高等中文教育發展的里程碑。香港大學在1911年3月奠基，1912年9月正式開課。期間中國內地及香港的社會情況，因政權轉移而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對於剛成立並以「為中國而立」為建校宗旨的香港大學而言，只能順應時局，按既定的學科編制辦學。香港大學由1913年開設中文課程，至1933年中文學院成立五年後回復系部名稱共20年間，正能體現清遺民在中文教育開展期的先導作用。
根據1913年香港大學首份年度簡介顯示，文學院課程設計以英國倫敦大學的模式為本，即以英國語文、政治、經濟、歷史和文學為軸心，另設數學、物理和化學等科目，目的在培訓商業專才、公務人員和教師，其中英文為必修科，中文屬選修科。中文的學科地位在院內顯然不及英文，這與香港大學創立的宗旨，以及殖民地以英文為官方語言的管治導向相一致。開設中文課程是在中國辦學不可或缺的科目，中文學科的設置和發展過程，尤其能反映港、英政府對香港大學在溝通中西文化的態度。中文一科與英文有異曲同工之妙，乃院方為有志從商或從政的學生而設，以確保學生具備中英雙語能力，建議修讀文學院課程的中國籍學生選讀。
文學院創立初期，對中文課程的規劃，基本上是承襲傳統。延聘賴際熙和區大典兩位清末翰林任教，課程英文名稱為「Classical Chinese」（古典中國語文），內容編制以中國歷史和經學為主，以傳統的治學方式為本位。課程自開辦後至1927年另立中文學院前，一直由兩位翰林擔任兼任講師，以中文部（Chinese Section）的形式提供課程。礙於學院的課程結構和資源所限，中文部在1913至1926年的13年間，基本上是以選修的形式授課。
金文泰上任 港大文學院突破性的發展
香港大學的中文課程自1912年開設以來，只能作有限度的發展。至1927年才脫離選修科的編制，正式成立學系，並開設學位課程，掀開香港高等中文教育發展的新頁。根據林愷欣的分析，（註3）中文課程前此未能取得較大的發展空間，原因有二。其一，文學院早期的辦學宗旨是以培訓政務或商務的人才為主，另設有師訓文憑課程，以應付社會對教師的需求，其他語言和文史科目只屬通論性質，非按專科研究的方向規劃。其二，賴、區二氏不諳英語，在與文學院溝通方面造成一定的不便。直至1925年底第17任港督金文泰上任後，才首現突破性的發展。
港大校方在創校首20年間，終未另聘中文主任取代不通英語的前朝翰林，賴、區二氏得以保留其在中文部的地位，這一點很可能與兩位同具傳統漢學訓練背景，能理解兩位翰林景況的校方高層──港大首任校長儀禮（Sir Charles Eliot；1862-1931）和第四任校監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1875-1947），對中文和漢學的認識有關。林愷欣的分析認為，儀禮曾任殖民地及外交部官員等職，亦為著名的東方學者。他對東亞地區的宗教、哲學和語言等頗有研究，且對亞裔人士和人文文化態度親和。這些特質切合建校籌委會成員之一金文泰，對首任校長需具備「對中國文化有認識及對中國人予以關懷」的期望。這些特質可能是儀禮不拘種族，量人為用，接納由中國人掌理中文部的原因。
若金文泰是建立中文學院的促成者，賴際熙便是一眾欲振興傳統學術的翰林文士和華人的代表，並為學院課程設置的執行者。中文科從「學部」升格為「學系」，由原來的選修科發展為具有完整架構的學位課程，此期間的課程規劃與改組方向，實屬賴氏及其一系的師生同僚，與校方磋商的成果。賴際熙在籌建中文學院的角色舉足輕重，他不僅肩負起中文部領導的工作，更是校方與香港及海外華人紳商界的重要橋樑。1927年中文學院成立，賴氏擔任首任主任，可見他對學院的貢獻獲得肯定，是促成計劃不可或缺的人物。賴氏在籌建學院所發揮的影響力和作用，主要體現於個人人際網絡、翰林身分及在傳統華人社會和粵籍清遺民群中的特殊地位。
根據林愷欣的分析，（註4）賴際熙在寓港清遺民中輩份並非最高，卻成為香港華人上流社會和文教界享譽一時的人物，其入世而能平衡遺民和傳統知識分子的身分，善於交際的能力，為他贏得華人紳商僑領的尊重。自1912年南移香港後，賴氏以翰林身分獲聘為香港最高學府的中文講師，其在新舊學界的顯赫地位漸為社會所識，逐步在華人社會和文教界建立起聲望和廣闊的人際網絡。1921年客屬人士在港創設崇正總會，賴氏獲推選為該會第一至六屆會長，歷時凡十三載。1923年賴氏等籌建以弘揚國學為宗旨的學海書樓，計畫廣獲華人紳商的支持，賴氏成為首任主席。二例皆說明在20年代初，賴氏已在傳統文教界及華人僑紳階層確立了學壇祭酒和僑界領導的地位。
1927年1月中文學院得以學系的形式開辦，實有賴賴際熙在南洋募集所得的4萬元資金。這次南洋籌款之行能取得成果，賴際熙的翰林地位、社交網絡及與檳城等地僑民的關係，在促成籌款一事至關重要。贊助人願意支持香港大學發展中文教育，實與賴際熙的翰林身分、人際網絡及在僑界和清遺民圈的地位有莫大關連。賴氏在20年代末的南洋華人社會，能夠得到多位華商僑領慷慨解囊，其號召力相信不只限於香港大學中文講師的身分，當地華人更看重的是其翰林地位。此外，他早年赴南洋考察的經歷及所締結的人脈關係，亦是造就其暢行新馬華僑社會，並獲地方紳商支持的主因。
摘自施仲謀、蔡思行：《香港中華文化教育》，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20，頁172-182
註1：林愷欣. 從政治退隱到文化抗逆︰港澳兩地清遺民的文化志業研究[D]. 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14.
註2：林愷欣. 從政治退隱到文化抗逆︰港澳兩地清遺民的文化志業研究[D]. 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14.
註3：林愷欣. 從政治退隱到文化抗逆︰港澳兩地清遺民的文化志業研究[D]. 香港：香港大學（博士論文），2014.
註4：同上。
賴際熙與香港大學早期的中文教學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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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介紹
書名：《香港中華文化教育》
作者：施仲謀、蔡思行
出版社：商務印書館
出版日期：2020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