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那您認為香港現在是不是已經到了谷底，可以開始反彈呢？不知二次回歸這句話是誰開始講的，如果香港已經到了谷底，那麼您覺得這個二次回歸在未來的27年會帶來什麼樣的前景呢？
答：我想最壞的前景是一國兩制在香港失敗了，但因為國家承諾過50年不變，當年領導人鄧小平也說了，50年不變就是不變，所以我認為不管香港壞到什麼地步，我們國家的領導，也不會出來宣布結束一國兩制，反而會繼續維持一國兩制。但是有一些中央、香港人或國際上希望見到的一國兩制特點及優勢可能就沒了，這是最壞的情況，只保留一個形式，卻失去我們最珍惜的價值。最壞的情況不是不可能發生的，要是我們香港反對力量跟中央一直朝現在對立的方向走下去，便有可能出現的。還有就是令人擔心的國際因素，中美貿易的問題。只是我們自己的事，這還比較好辦，但加上外國因素，事情就複雜多了。
最好的情況呢？用中央的說法，就是一國兩制重回正軌。這怎麼能達成呢？這需要雙方重新建立共識，重新建立互信，始終要人心回歸。不同的人對於二次回歸有不同的理解，我所理解的，最重要還是人心回歸，人心不回歸很難繼續，但有些人認為二次回歸是真正掌握了權力。為什麼有些人會這樣認為呢？就是過去23年真正的香港管治權不是掌握在愛國力量的手上，他們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一國兩制的成功要靠「互諒互讓」
要實現最好的前景，我們就要重新評估。我是非常欣賞中央的領導講「不忘初心」，那麼我們要重新回想我們起草《基本法》的那個時候，就是說回歸初期，我們心裏想的是什麼樣的一個一國兩制。從當時來看，我們非常強調四個字「互諒互讓」，我們一國兩制的成功是要靠「互諒互讓」。「互諒」就是我是不同意的，但我諒解。例如：香港民主派就是不同意共產黨管治的方式，但是他明白共產黨為什麼現在這樣做，也明白對香港政策是怎麼樣；反過來也是一樣。
然而，最近的十多年大家不再講這個話了，所以我們應重新建立這個溝通平台。回顧過去幾十年，香港跟內地溝通的一個黃金時代就是起草《基本法》的時候，即1985至89年，整個社會都在參與，中央官員來港跟我們面對面談。那些年，民主派有些時候也爭論到面紅耳赤，但是大家都是為着同一個目標尋找一個最好的出路，但是我們現在沒有了。
問：如果我們要實現最好的前景，現在真的像您所說的是需要雙方對談。但問題是目前這樣一個局面，一個非常僵持、衝突的局面，而且是在《港區國安法》才出台的情況下，從統戰的角度來看，很多人都勸北京，你要有硬的，也要有軟的。那問題是假如今天北京可以放下身段，對民主派來說，尤其是本土派來說，他怎麼可能接受呢？況且北京恐怕在這個時候也不會這麼做。這樣的一個局面現在該怎麼樣去突破呢？
答：我們現在急不來，《國安法》已經實施了，您說的對，此時雙方對談也很難。但是，我是這樣希望的。《國安法》現在實施了，香港民主派說這個違反了一國兩制，違反了《基本法》，國際上，例如：美國、英國、五眼聯盟，都說這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那就繼續實施《國安法》一個月，三個月，半年，五年，香港人的自由、權利就像中央所保證的一樣沒有受到損害。有沒有抓人？有，今天也抓了幾個人，他們真的是主張獨立，主張港獨，真的有行為。只要有公平的、公開的審判，我們的法治還在，不是突然就把他送到內地去。就像香港特區政府的官員說的，前年我們在香港西九龍高鐵站實施一地兩檢，當時泛民反對，指內地公安會出來在香港抓人，現在執行了也沒事，大家都放心了。
所以說，我希望是這樣，現在澳洲也好，紐西蘭也好，他們擔心澳洲的國民來到香港，就抓了他們送到內地審判。過了一年，完全沒有發生這些事件，香港一切生活也跟過去一樣，就像我們行政長官說的，大部分香港市民不會受影響。那個時候，即使泛民、民主派出來繼續說《國安法》要把人抓到內地去，人家也不相信。到了那個時候，中央出來，民主派接受的可能性又高一點了。
我看現在也急不來，有些人說美國年底將舉行大選，大選前肯定繼續跟國家過不去；但有一些朋友也說不要以為大選以後便改變對華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因為美國已經鎖定中國是它最大的敵人。特朗普連任也好，拜登上台也好，都會繼續擺陣對付中國的了。儘管是這樣，國際大氣候不可能永遠緊張，緩和下來，我們將可能有較好的空間。我希望是這樣的。
美國不是希望香港獨立
問：但是美國現在反而希望看到香港是「一國一制」來證明我們的一國兩制是失敗的，您覺得會不會有這樣的相反趨勢呢？
答：不，我是真正相信香港人、我們國家、美國、英國和其它西方國家都希望一國兩制成功。問題是北京心裏想成功的一國兩制可能是香港一切都受控，不會有反對中央的人出來成為行政長官，或者說立法會不會給反對派佔大多數。美國不是希望香港獨立，但是希望見到的一國兩制是，在香港有一個足夠強大的、親西方的，或者說跟北京對抗的政治力量，而且在香港長期發揮作用。
有些人說過去一年在香港發生的港版顏色革命，不是要推翻整個政權，也不是要改變一國兩制，但是過去成功的顏色革命都是親西方的政權上台。所以，美國可能希望見到香港有一個親美的、親西方的政府，並有足夠的支持，所以矛盾就在這裏。
問：從一個政府的管治方向，很多人都覺得現在香港特區政府在管治上太沒有威信，沒有效率，跟原來大家想像的不一樣，包括您剛剛談到的董建華時代開始的政治任命，這個問責制能不能真的成一個好的制度呢？現在還沒開始進行普選，能否首先做到當時曾蔭權跟您分享的那樣，問責官員可以「落區」跟市民溝通，把民意反映出來？這方面我們能不能做到呢？
答：從這個管治團隊來說，我的看法比較現實，在可見的將來主要的管治官員，只能從公務員隊伍裏面來提拔，只能是這樣了。這個我也曾經跟當時的特區政府高層建議過，我認為既然避免不了，改變不了現實，我們應該考慮未來的政治官員是不是要從公務員隊伍裏面來選拔。要是這樣的話，那我們應該考慮怎麼培養公務員。假如你看到公務員裏有一些潛質或可能發展成為一個政治問責官員的話，就給他一些培訓。所以，當特首林鄭月娥宣布要辦一個公務員學院的時候，我當時以為她會走這條路，像新加坡、其他地方的一些行政學院那樣培養政治人才，而首要的對象是公務員。
其實，過去公務員每一年都花了不少資源來做培訓的，但不要光開設一些提高行政效率、面對傳媒的課題，不光是教這些，相反要培訓公務員成為政治人才，例如：怎樣建立你的政治理念，怎麼去培養政治判斷力，政治技巧等等，希望從這些課程出來的公務員能更勝任這個政治問責官員的要求，可惜到目前為止看來還沒有這方面的安排。過去這兩年，我們很被動，政治問責官員被動挨打，中央也是。
劉寧榮、曾鈺成對談六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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