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隨着人類的繁衍、群集與交往，瘟疫時有發生。
2019年末至今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症，繼續蔓延，仍未受控。於香港，對上一次是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SARS），以及偶發的禽流感。大洋彼岸的美國與墨西哥，2009年甲型流感（H1N1）爆發，估算引致全球約10億人感染，數十萬人死於該次疫情。
20世紀，香港曾出現多場瘟疫，死亡人數以千百計。包括1938-40年的天花、霍亂，1967年的麻疹，1970年的肺癆。至於內地，幅員廣闊，人口眾多，動亂頻發，瘟疫是此起彼落。1917-18年山西地區爆發鼠疫，1919年山東廊坊霍亂，蔓延至北京城，1920至21年，東北、山東、河北多省鼠疫流行。其中又以1910至11年東北地區肺鼠疫情況為禍嚴重，兩個月內致死者達6萬人。風雨飄搖的清政府，當時委任祖籍廣東台山，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取醫學博士，專研傳染病及細菌學的的伍連德為東三省防疫全權總醫官，赴哈爾濱開展防疫抗疫工作，卓有成效。
世界範圍，1957年流感大爆發，疫病致死人數以百萬計。最嚴重是1918年大型流感蔓延，全球四分之一，約5億人受感染，估計死亡人數5000至9000萬人。其中亞洲、非洲因病死亡率遠高於歐洲、北美、澳洲，而青壯年男性及懷孕婦女的致死率尤其高。
瘟疫蔓延，危及性命，也直接影響戰局、政局、地區與社會。
熟悉的赤壁之戰，曹操率大軍南下，兵敗於赤壁，疫病即其中原因。《三國志》：「公(曹操)至赤壁，與（劉）備戰，不利。於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軍還」。天寶十三年（754年），唐皇朝遣李宓「將兵七萬擊南紹」，南紹堅壁清野，穩守不出戰，唐軍糧盡，「士卒罹瘴疫及飢死什七八」，引殘兵撤退，遭南紹追擊，全軍覆沒；更間接惹出翌年安史之亂爆發。
元末至正四年（1344年），中國淮河流域出現鼠疫，疾疫隨蒙古帝國版圖，沿東西行進的商旅驛站蔓延至中亞。有說當時蒙古金帳汗國圍困克里米亞的卡法城，久攻不下，改以投石機拋擲大量染疫屍體入城，導致城內瘟疫蔓延，猶如使用生化武器的細菌戰。又因熱那亞商人將病菌傳至意大利，引發歐洲黑死病大流行（1347-52年），歐洲約半數人口死於黑死病，全世界約7500萬人染疫致死。
1492年，哥倫布率領的西班牙船隊在中美洲巴哈馬群島登陸，往後數個世紀，歐洲人持續的掠奪與屠殺，美洲數千萬的土著民，50-90%遭殺害。致死原因，除槍炮與奴役外，歐洲人隨身而來的病菌：天花、麻疹、鼠疫、流感、傷寒、黃熱病等，土著民大量染疫死亡。其中如1519年西班牙人登陸墨西哥灣，當時中美洲最強盛的阿茲特克文明，奮勇抗外敵，西班牙軍隊發動兩年征服戰爭，因天花病毒爆發而得以佔領特諾奇蒂特蘭，並進而屈服阿兹特克的統治。至1545年和1576年，天花病毒又有兩次爆發，整個中美洲大範圍土著民，估算其中50-90%感染天花致死。
隨着現代社會發展，發達地區醫藥進步，衛生改善，防疫知識普及，社會穩定，營養及生活素質提高，疫症預防及可控力度較以往強，瘟疫爆發的頻率及蔓延相對可以減緩。
見諸宗教寺廟
至於曾經的瘟疫，在香港的印記，可以見諸宗教寺廟，以及節日民俗。
其中如宋末的車大元帥護駕帝昺避元軍南逃至香港，歿於西貢，村民為答謝其治病疫的功德，立車公廟奉祀之。及至明末，沙田尤其瀝源一帶瘟疫流行，村民以車公能治病驅疫，遂向西貢蠔涌車公廟商借車公出巡，因蠔涌車公廟供奉車公祖孫三代神像，應允借出車公孫兒神像至沙田巡遊驅疫，所到之處，疫症止息，乃有日後大圍車公廟的建造。此外，元朗橫州建有二聖公，供奉洪聖大王及車公。
因疫疾橫行而祈請神祇驅疫，並立廟奉祠的，還有長洲的北帝廟、上環的濟公廟、深水涉的天后廟及哪咤廟、東涌的侯王廟、官塘的大王爺廟等。
至於民俗活動，大坑居民因瘟疫流行而於中秋前後舞火龍驅疫；大澳漁民商販為驅疫，於端午節敦請神像出巡，遂有龍舟遊涌的傳統；民間重陽登高避疫。以至各區佛寺道觀的驅疫祈福儀軌等，皆瘟疫肆虐的歷史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