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新冠大疫，令全球翻轉、人人思危，如處戰時狀態。世界從此不再一樣，故有AC（after coronavirus，後冠）時代之說。除威脅健康安全外，大疫導致全球經濟萎縮，各行各業危機浮現，倒閉裁員，預料下半年經濟民生矛盾加劇、怨氣暴升，且不少遏抑疫情措施帶來的社會和經濟後遺影響，會陸續呈現，如美國的「無限」量寬。
對香港而言，後冠之變，加上自去年反《逃犯條例》修例抗爭以來的持續政治對峙、排「內」（地）情緒惡化，三重危機（疫情、政治、經濟）會籍9月立法會大選，引爆另一政治大攤牌。際此管治困局，一國兩制遭受更大的存在主義壓力。
反思一國兩制的新現實起點
今年乃香港特區《基本法》頒布30周年，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概念也已約40年。
一國兩制曾順利解決香港回歸中國的歷史問題，受國際肯定，並為港人帶來無限想像（如民主回歸論）。但回歸過後，兩制張力漸現。近年香港與內地矛盾日多、疏離日甚，既源自政制改革不前，也因兩地往來日頻帶來融合之痛，社會承受能力受壓而衍生種種反彈。本土意識澎湃下，兩制關係不斷走下坡，終藉反修例抗爭觸發全面政治衝突，且蔓延至社會、文化及經濟層面。
政治對峙不能長期下去，但目前不論官方、建制或泛民的論述均抱殘守缺。激進抗爭派的「攬炒」論，提供不了出路，香港不可能出現革命式政權易轉，只能尋求《基本法》下最大革新。北京的「止暴制亂」針對一時之亂，同樣對長期困局捉襟見肘。若走不出深谷，政治膠着（impasse）常態化下，社會撕裂修復無期，管治困頓，人心虛怯，經濟慢性陰乾。惡性循環，就跟流行病毒一樣，使香港失掉鬥志。
新冠大疫中，西方國家治理虛實畢露，疫後全球地緣政治和經濟實力勢將重整。跟「中國崩潰」論者的猜想相反，中國的力量會進一步鞏固，有點像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之後，不過當年中美乃策略性合作，今天是策略性抗衡，美方加強印太圍堵。世局趨亂，樹欲靜而風不止，作為懸掛五星國旗、定位國際都會的香港特區，外受國際政治角力夾迫，內受持續分裂淘空，其命運何去何從？此乃反思一國兩制前景的新現實起點。
「真融合」和「真例外」能否並存
今時今日，兩地之分不開，不單是憲制和政治使然，經濟上和社會上也涉及不能停下來的人流物流和商貿資金往來，已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這才是融合的現實寫照，缺此互通，香港會停滯下來。大疫也暴露全球化供應鏈下，各國高度互賴，港陸之唇齒關係尤甚。對一國兩制的根本挑戰，在於當兩地已存在不同領域內不同程度的「真融合」時，如何維持香港體制的「真例外」，儘管或會與國家的主體制度和政策系統格格不入。
從國家整體發展利益看，香港的「例外」才是對一國兩制最大的支撐，但大前提是具有「香港能而內地城市不能」的作用。香港背靠內地的優勢雖受國際重視，但若兩制界線趨向模糊，優勢會變成包袱，十分弔詭。北京追求的，究竟是權宜且有限期（50年不變）的，還是長期具策略意義的一國兩制？
回歸20多年了，國家已變、香港已變，世界也不斷在變，應好好總結。2047年究竟是特區的歷史終結，還是跨越歷史的新起點？維持一國兩制相信仍是兩地主流共識，但應承認，維持其背後1980年代的假設不變，已不再現實。
國家已變 香港已變 世界不斷在變
1980年代北京視香港為寶，能在國家改革開放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知不少港人反共但不怕港人造反，那時的一國兩制至為包容。今天內地已建立另類發展模式，香港範式不再受欣賞，就算參考外地也寧取新加坡的威權效率。
當年香港精英協商，今天民間力量抬頭。當年港英專權，市民普遍滿足於效率；今天社會不再崇拜權威，講求制衡與人權，行政主導受制，議會卻又不真正當家，政黨無法成熟，致責任政治失落。建基於1980年代「行之有效」經驗的《基本法》政制設計，已見其短，傳統港式資本主義也無以為繼，新一代港人求變心切。
回歸前中央強調「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回歸後鼓吹融合，但不少港人骨子裏實求獨善其身。中央重視「全國一盤棋」（港澳不例外），若特區政府把持不好平衡作用，與本土意願脫節，所謂「光復香港」便有其市場。
相對地，不少內地人包括成長於強國崛起的新生代，不明港人為何如此缺乏國家認同、反處處質疑內地成就。兩地間之價值觀和認知均已隨着世代變化而轉變，也因經濟發展幅度和速度差異，相互實力與利益對比不可同日而語。兩制張力，也包含兩地新世代的認知衝突，雙方均缺乏當年鄧小平（針對對外關係）「韜光養晦」的智慧。
1990年代西方陣營押注於中國改革走西方道路，願意看好一國兩制。近年美歐的國家及本土民粹主義抬頭，碰上北京推行強國策略另闢發展道路，美國視中國為其定義全球秩序的最大威脅，對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更進行爭奪之戰。在美國加強外拉時，北京也在收緊內吸，不容許什麼「中美共治」，香港易成此角力場的政治皮球。
香港衰敗，以GDP比例言，對中國影響或許有限（佔全國少於3%），但以國家綜合力量和融入國際的大局利益來說，則不能小視或失去香港。無論上海和深圳如何進一步經濟升級，也不可能取代香港，此乃體制使然。香港若倒下，受益的會是新加坡。
主要矛盾和挑戰
面對此局，港人無論如何不滿現狀，仍須在兩極中求突破，糅合國家和本土身分，例外和融合並存。革新路上，毋須以內地為假想敵，因為並非零和遊戲，弄垮香港對本身和國家皆沒得着。
中央思考一國兩制的未來，核心在於是否維持香港例外主義之延續，須承認並處理好幾個主要矛盾：
（1）如何治理一個有大半數（民調顯示可能達七成）市民離棄或否定現有政府的國際都會？這涉及「港人治港」的實踐和政治改革問題。
（2）如何對待一個在民意和選票上佔多數，但在目前體制注定當永遠反對派的廣義泛民陣營？中央若視之為敵，則等於與多數市民對立，造成體制結構性不穩的根本。
（3）如何穩定一個離心日盛的香港民間社會？強調「一國」時，總不能迴避港人以香港的角度和價值去評價內地發展及得失。這涉及怎樣定義「愛國」的問題。
（4）如何突破國際上愈來愈矮化香港的新地緣政治格局？這涉及怎樣平衡香港的都會主體性（有若倫敦相對於英國）與其國家屬性並存的「兩制」關係問題，以及如何發揮「中國香港」的對外作用。
當年制定《基本法》，以為一切不變就可長治久安。但歷史為我們作了選擇，一切已變，香港要再出發，就需重新認識市民所思所急；不變之迷思泡沫已被刺破，各方要放下舊思維、偏見與虛妄，為下一代福祉作出另一次歷史抉擇。一個在國際上閃耀自信的香港，才能為國家增光。一國兩制能否走進新紀元，球既在香港、也在中央，但最終在於中央作為場主的手上。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