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國勇:我在武漢看到了什麼

袁國勇憶述,他1月在北京就武漢肺炎疫情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防控視窗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採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編按:袁國勇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他在新冠疫情期間,需要往返香港和內地多個城市調研和協助政府防控抗疫。最近接受財新網的訪問。在採訪中,他首次揭露了國家衛健委這批關鍵性專家組在考察中的見與聞和作出判斷的前與後,同時還就港府抗疫決策的背後邏輯做出了詳細闡釋。本社獲授權摘錄轉載。訪問全文連結

關鍵的第三批

財新記者:你是國家衛健委的高級別專家組成員,你們當時的行程是怎麼樣的?

袁國勇:我是第三批專家組成員,當時有關人士通過香港大學負責內地事務關係人士找到我。我於1月17日-19日在武漢考察和之後前往北京匯報。

財新記者:你當時在武漢看到和聽到了什麼?

袁國勇:我要講一個真實說法,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究竟還有沒有更多病例?」,「是不是真的是你們講這麼多的個案?」但是他們的答案就是「我們正在測試」,因為1月16日湖北省疾控中心才收到國家下發的試劑盒。最後他們被我們問出說,好像神經外科有1個病人感染了14個醫護人員的情況,但他們也說,那些醫護人員並沒有確診。

財新記者:「他們」是誰,你們當時考察武漢醫院的時候,主要是哪些人士在場?

袁國勇:武漢衛健委、武漢疾控中心、武漢當地醫院以及湖北衛健委等人士。

財新記者:你覺得當時他們對你們有沒有隱瞞?

袁國勇:我吃飯的時候看到與鍾南山坐一桌的一個副市長,面色好差,心情沉重,他們那時候應該已經知道出大事了,因為第三批專家都到了。我相信他們之前如果有什麼隱瞞的話,到那個階段也沒什麼隱瞞的了。但他們一直在強調,試劑盒是剛剛才下發到武漢,沒測試就沒法確診。

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亞新社)
我們在武漢到訪的地方可能都是「示範單位」,我們問他們什麼,他們就答什麼,似乎已準備好。不過,鍾南山就異常尖銳,他追問了好幾次「究竟還有沒有?」(亞新社)

財新記者:之後你們從武漢飛到北京,和北京相關人士匯報了什麼?

袁國勇:我們見到了一個副國級領導人以及國家衛健委的官員,他們私下都很坦率。當時我們專家組所有人都反映說,事態嚴峻,肯定有人傳人案例發生,一定要立刻採取各種防控措施。

我當時提出兩項建議,一個是現在留給我們的防控視窗期已經很小,如果接下來幾天還不採取嚴厲措施,事態發展會更嚴重。另一個就是關於濫食和交易野生動物的管控。

我曾在SARS事件反思時提到《禮記》裏的一句話:「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國經濟蓬勃發展以來,生物安全的管制未能跟上食品藥物行業的迅猛發展,人們因口福之慾,濫食野生動物,一次次引發大規模傳染病,而人口規模的快速增長加劇傳染病的流行和擴散。在2007年的時候我曾發表了對SARS的回顧論文,文中就提到蝙蝠體內攜帶大量冠狀病毒,中國人熱衷於吃山珍海味的飲食文化將成為下個傳染病爆發的定時炸彈。

(編者按:2月24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健康安全的決定。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財新記者:所以是你們建議武漢「封城」嗎?

袁國勇:當時是專家組的一位成員建議考慮武漢封城。他是一位專業、頂尖的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

財新記者:你當時有沒有考察華南海鮮市場?

袁國勇:那時市場已經關了,我和鍾南山、李蘭娟、曾光、高福等坐在車裏,在外面轉了幾圈。隨行人士說,即使下車也看不到什麼東西。

我問當時這個市場是什麼情況?高福說,非常骯髒,周圍都是垃圾和老鼠,環境十分惡劣。

讓我震驚的是,華南海鮮市場旁邊就是非常繁華的商業中心,雖是一路之隔,但豈不是「天國與地獄」之隔。所以,除了要管控野生動物食用和交易,我當時去北京也提出,一定要管理菜市場的環境衛生。其實我每次去內地考察,都會去菜市場看看,但很多大城市的菜市場還是濕漉漉、臭哄哄,很可能成為傳染病的溫床,未來需要改變。

事實上,市場關閉之前售賣的很多野生動物可能早都流向全國各地了,現在大家都認為新冠傳到其他省,是人傳人帶過去的。但誰知會不會是野生動物帶過去,再傳染給人的,這些都沒法追蹤了。

當時是專家組的一位成員建議考慮武漢封城。他是一位專業、頂尖的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亞新社)
當時是專家組的一位成員建議考慮武漢封城。他是一位專業、頂尖的流行病學領域的科學家。(亞新社)

財新記者:第三批專家組定性了新冠病毒「人傳人」的特性,成為疫情的拐點,當時判斷「人傳人」有哪些證據?

袁國勇:科學家不會根據一個證據下結論。當時香港大學深圳醫院的案例,是一個7人的家庭中有6人感染新冠,其中1名感染者沒有到訪過武漢。我們是1月10日接收了病人,12日就通過我們的快速檢測試劑盒基本確診,此後我們就通知了深圳、廣東和國家的各級疾控中心。

這個案例是家庭聚集性爆發,加上武漢1傳14醫護人員感染的案例,已經覆蓋醫院內人際傳播、家庭內的人際傳播、以及城市間的人際傳播,足以說明新冠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特性。

(編者按:袁國勇團隊已於1月10日前做出了覆蓋所有動物冠狀病毒基因的快速測試盒,約6至8小時即可完成樣本檢測。彼時全國統一要求,各城市對本地首個新冠肺炎病例沒有確診權,須最後由國家衛健委領導小組下設的診斷組評估確認。深圳首例病例於1月19日正式確診。)

香港抗疫得失

財新記者:港府規定只要在14天內曾到訪武漢並有發燒或肺炎症狀的患者即列為懷疑病例。在出現確診患者前,香港曾累計有100多例懷疑病例,為何要將懷疑病例的納入標準定得如此寬泛?

袁國勇:因為這是一個新發傳染病,所有人對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傳播方式都不瞭解,只能將標準定得盡可能寬鬆,才不會有「漏網之魚」,也不會導致更大規模社區傳播。早期香港懷疑病例很多,但沒有一個是確診案例,也有不少人罵港府太緊張、製造恐慌,香港食物及衛生局長陳肇始當時也是頂住了很大壓力,才能定下「嚴重」應對級別。

香港740萬人口,與內地人流往來十分頻繁,每天都有幾十萬人在香港與內地之間來往,一旦內地爆發疫情,香港是非常危險的。如今,確診人數只有100多例,比新加坡還少。能做到這樣的防疫成績,早期的嚴格防控功不可沒。

財新記者:但香港仍然出現不少本地傳播的病例,是不是說明防控仍然有漏洞?

袁國勇:此次唯一的不足就是在控制與內地的人流來往的時機,港府確實是慢了一點。之前只限制來自武漢乃至湖北的人流入境,但那時沒有考慮到限制所有內地的人流。可以看到香港的前10例確診患者都是從內地過來的輸入型病例,之後基本都是本土傳播病例了,很明顯是因為部分感染者入境而導致病毒在社區擴散,如果能一早管制內地入境的人流,相信本地傳播會減少一些,但是現在香港疫情仍然控制得非常好。

財新記者:與當年SARS能找到非常清晰的傳播鏈不同的是,這次出現了很多源頭不明的社區傳播病例,為什麼這次的傳播鏈完全不清楚呢?

袁國勇:因為很多新冠患者病症很輕微,不像SARS,一旦感染了很容易被識別。比如最近港府從「鑽石公主號」郵輪接回來的225位香港居民,他們全部接受了化驗檢測,發現有9人確診感染,但這當中只有1人在檢測前有明顯症狀,有8人一開始是沒有明顯病症。如果香港有100個有病症的新冠感染者被發現,按這個比例計算,可能有800個沒病症的感染者,他們不會來接受檢測也就無法確診。事實上,很多病症輕微的患者已經自愈了,但他們已經將病毒傳播出去,所以這次傳播鏈很難找清楚。

袁國勇認為,在控制與內地的人流來往的時機,港府確實是慢了一點。
袁國勇認為,在控制與內地的人流來往的時機,港府確實是慢了一點。

財新記者:既然新冠病毒如此「狡猾」,有這麼多無症狀感染者可能在社區中自由活動,普通市民該怎麼保護自己呢?

袁國勇:只能靠每個人戴好口罩,勤洗手、勤用酒精搓手液。我之前去北京時就曾呼籲要全民戴口罩,有很多人反對我,說世界衛生組織都說了除非去人多的地方,否則健康人不需要戴口罩。但是,如果不舒服的人才需要戴口罩的話,那「鑽石公主號」查出來的8個感染者都沒有不舒服,如果他們不戴口罩就會傳染給其他人。戴口罩一來保護自己,二來如果你是無病症感染者,戴上口罩就不會傳播給其他人。

我們之前做實驗發現患者的口水中每一毫升中就有1億個病毒。所以可能口水交換的場景都非常危險。所以香港這次疫情控制暫時成功,除了與控制人流往來有關,也與我們很早就提倡戴口罩、勤洗手、拉開社交距離有關。否則以香港如此稠密的人口,很可能疫情發展會像韓國的大邱或者意大利一樣。

財新記者:從2月8日開始,香港強制內地入境人員居家隔離,內地遊客無法入境對香港的旅遊、餐飲等行業造成巨大打擊,你認為達到什麼標準,方可放鬆與內地關口的人流管控措施?

袁國勇:首先,若兩地的疫情發展水準接近,就沒必要管制人流。有一個粗略判斷疫情水準的計算公式,即以當地現存病例數除以當地人口,比如香港約700萬人口,有70個現存病例,相當於100萬人有10個病例,那韓國約5000萬人口,有將近7000個病例,相當於100萬人中有140個病例,那韓國的比例遠高於香港,就得暫停與韓國的人流往來。其次是要看當地處於疫情發展的哪個階段,如果正處於疫情剛開始爆發的階段,新增確診病例正在迅速上升,那即使粗略計算的病例與人口比例和香港類似,也不能放鬆人流管制。如果疫情長期持續,也可以讓需要入境的人先在當地居家隔離14日,再通過快速測試盒檢測為病毒陰性的話,拿到醫生證明之後方可同意入境。因為香港沒有這麼多設施能讓所有想入境的人隔離14天,只能讓他們先自我隔離,但問題就是在無監視的情況下能否相信對方是否完成隔離。

財新記者:全港中小學的開學時間則定在4月20日之後,內地不少地區中小學已經逐漸準備開學,為何香港開學的時間這麼晚?

袁國勇:因為學校尤其是幼稚園、小學,孩子上學會經常抱在一起打打鬧鬧,口水鼻涕都很容易互相沾染到,疫情易於傳播。而小孩如果不是長期病患,通常感染後病症很輕微,就輕微咳一聲連流鼻水都沒有的話,家長很難發現。孩子感染後會再傳給照顧他們的人,比如菲傭、父母等,再由他們傳給爺爺奶奶,那麼疫情就會很快在社區爆發。現在已經有疫情從外國輸入到內地的情況了,我們認為疫情不會很快結束。所以,讓學生恢復開學是很困難的決定。

財新記者:3月2日起,香港18萬公務員已陸續恢復到辦公室辦公,如何平衡疫情控制與保證市民日常生活秩序?

袁國勇:當疫情剛開始飆升,新增病例呈指數增長時,就必須盡快採取最嚴格的措施截斷傳播。但如果疫情增長已經較為平緩,每天一兩個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鬆嚴格管控。所以香港正是在一步步放鬆管控,先讓公務員恢復上班,這一步放鬆了就等14天,看在14天潛伏期內,新增病例會不會又重新恢復指數飆升,如果過了14天也沒出現疫情爆發,再讓大學恢復開學,之後再慢慢是中學,再輪到小學、幼稚園逐步恢復開學,以這種模式慢慢放鬆直至社會完全恢復正常運轉。

袁國勇認為,如果疫情增長已經較為平緩,每天一兩個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鬆嚴格管控。
袁國勇認為,如果疫情增長已經較為平緩,每天一兩個新增病例,就可以逐步放鬆嚴格管控。

疫情短期難結束

財新記者:如今除了南極洲之外,各大洲均有確診患者。呼吸與危重症醫學專家王辰此前稱新冠病毒可能無法像當年SARS一樣徹底消除,你怎麼判斷新冠疫情之後的走勢?

袁國勇:新冠疫情全球爆發已經很明顯了,2003年SARS疫情持續6個月,大約8000人感染,700多人死亡。如今新冠全面爆發2個多月,全球已突破10萬人確診,3000多人死亡。這麼短時間就發展成了全球性的疫情,說明新冠疫情遠比SARS嚴重。

如果新冠病毒對人體的適應性愈來愈好,愈來愈難以追蹤。可能即使到了夏天,疫情也不會完全消失。只是氣溫升高後,新冠患者的病情會稍微輕微一些,更多是無症狀的隱性傳播。像我們做流感病毒的動物試驗,如果將動物放在15度的環境中,給他們注射流感病毒,可釋放出的病毒量,會比放在25度環境下的動物釋放的病毒量高10倍,我推測氣溫會對病毒的泄毒量有一定影響。但是,現在疫情已經傳播到南半球,那裏即將進入冬天,適合病毒生存和傳播,可能之後等北半球到冬天了,病毒會再從南半球傳過來,那麼新冠病毒的傳播就會持續發生。

原刊於《財新網》,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