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錢大康校長系列文章:
大學生應為公義發聲
筆者在香港大學校務委員會與校董會服務的9年間,與錢大康教授有不少接觸,作為首席副校長,他經常有機會與學生互動,見證了最近幾年校園愈趨政治化的發展。從2011港大百周年的818事件當日他親自出面接收示威群眾的請願信,到2015年他身在陳文敏事件的漩渦中,都顯示學生希望在校政有更大的發言權。這種風氣也蔓延到其他院校。作為校長,錢教授如何看待大學生在校園和社會的角色?對年輕人有何寄望?
問:校園政治化有沒有影響到你?
答:校園政治化是必然的,我覺得學生應該討論政治,學生應該是社會良心,縱然你覺得他們有錯,但他們覺得自己的看法是對的,就應該去表達。我覺得政治化沒有問題,但表達手法則要檢討,例如犯法的事及衝擊就應該要小心處理。我最怕他們漠不關心,只顧考試,找生計,這樣讀大學是為了什麼?
如果彼此要求對方收聲,打壓、標籤對方的話,其實是不尊重別人的思想自由。如果這個手法不改變,便沒有人再敢發表,一言堂便坐大了,其他人就會害怕,這對整個社會都不好。今日社會上很多人都怕表達意見,不敢講自己是梁粉(梁振英的支持者)或者是唐營(唐英年的支持者),這個驚恐對社會是一種傷害。如果學生驚恐,即使出去和平示威也要矇住臉,這是我看香港最悲哀的發展。誰形成這個驚恐?就是整個社會,不是一、兩個人要負上全部責任。
我一直跟學生的關係不錯,不太擔心他們會衝擊我。我在宿舍舉辦過幾次燒烤,請六、七十名學生聚會,國際學生、大陸學生及香港學生都有,一面燒烤,一面討論,有的談獎學金,有的談普通話教學,有的談全人教學,有些談政治,也有人問我對特首擔任校監的看法等。
無形政治干預 沒有中間意見
問:大學有否被政治干預?
答:剛才提到的思想自由,包含言論自由,思想指的是在腦裏思考,也有可以表達、討論的一面。如果因為我講了一些想法,就被學生、工會、政府、中聯辦、美國領事館等標籤,我因此就不敢表達了,這個又是否學術干預呢?那就要看看教授夠不夠膽去表達意見。用陳文敏做例子,他的政治意見表達了出來,有這樣的後果,我先不去討論誰的對錯,但還有沒有教授夠膽表達呢?這個是用驚恐封嘴,例如用 Facebook 標籤你,用報紙標籤你,這樣很多人會害怕,不是每個人都像陳文敏那樣。這是一種無形的封嘴,這個現象近年多了,有些教授會繼續講,但有些教授是否不再講,我沒統計過,但有這個感覺。
不是人人想被人標籤,雖然被標籤不一定有什麼實質上的後果,但忽然有人在網上攻擊你,學生也好,什麼人也好,那你就會注意,可能不想再表達了。當大家不表達時,社會上不同的意見就會愈來愈少。現在社會傾向只剩下兩樣東西,一是贊成,一是反對,沒有中間的意見,因為中間不敢表達。這個轉變當然對大學有影響。
你問我有沒有政治打壓?當然沒有人會說:「我不撥這個資助給你,扣你的錢,是因為你的政見,你不應該去發表。」這個絕對沒有。但若說無形的,我絕對能感受到。這個不只在大學,而是整個社會。
問:有人歸咎是特首梁振英造成這個現象。
答:確實以前沒試過,但特首的風格是代表整個政府的風格,我不相信一個人需要承受所有責任,政黨也有一定責任,整個社會都有責任。
檢討管治架構 學生同權同責
問:港大正在做管治架構檢討,浸大有沒有考慮做?
答:在我未上任前,浸大已經成立了委員會做檢討,討論把校董會30人縮小到20多人,要求過半是校外人士。我們想修改的是,目前校董會的學生代表在遴選行政人員上是沒有發言權及投票權的,學生對此很不滿意。坦白說,學生是應該有權的,應該是同權同責。既然作為校董會成員,沒有理由一部分人可以投票,另一部分不可以。只可以要求保密,每個人都簽了保密協議。這方面我覺得是需要改的。
為不公義發聲 和平理性表達
問:你對年輕一代有什麼期望?
答:我認為大學生應該是社會良心,看到不公義需要發聲,不能只顧讀書和考試。當然,找一份好工是應該的,但入到大學已是中學最尖子的18%了,謀生沒有問題。反而香港社會要繼續進步,一定要有社會關懷,即是社會良心,一定要對不公義發聲,但希望他們檢討行事的手法,需要得到社會認同。香港學生的手法相比全世界其實很溫和,但因為這種風氣很盛行,希望年輕人不要沾染。
以前六四集會、七一上街這些和平示威都能表達民間聲音,如果學生們理性地發聲,為討論而發聲,相信包括政府和市民都想聆聽。即使他們聆聽100次只理會一、兩次,也算成功。如果100次都不理會,才考慮其他方法。縱使政府不聆聽,市民亦會聽到,在投票等各方面會反映出來。但當學生失去市民大眾的尊重,你發聲也根本沒有用,只能吸引媒體的注意,沒有影響力。
寄望年輕一代對未來抱希望
香港憑什麼在過去100多年這麼成功?有幾個因素是值得自豪的。第一是法治,當然希望健全。另一個是「執生」(隨機應變),香港人「執生」能力很強,年輕人很有創意,我希望在教育層面培養他們的創意。做任何事「執生」的特質是很強的,但怎樣培養呢?這是很難做的事,我希望大學生有這種特質。
年輕人是有前途的,我希望他們對未來有希望。如果年輕人看不到希望便很悲哀。有人說這個希望是買到樓,但不是這麼簡單,買樓只是一個表象。年輕人買不到樓,要跟家人住,代表很難結婚。即使結了婚,租房那麼昂貴,夫婦薪金合計只有兩萬多,租房也用了一萬多,他們如何生活呢?還有在政治上,那個希望是到了2047年又怎樣呢?一國兩制會不會變呢?在各方面的希望,我覺得香港年輕人愈來愈少,所以愈來愈不開心。但這個希望應該要由他們自己找,由大人提供環境給他們。
(專訪錢大康校長 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