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劉寧榮教授現任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HKU SPACE）常務副院長（商學及中國發展）暨金融商業學院總監。他於港大ICB微信平台發布文章，探討如何走出掀起全球大規模示威的「恐懼」與就中美衝突的成因與走向發表意見。本刊分三篇轉載其文章，下文是第一篇。
在向2019年做最後告別的時候，在淡淡的悲情中難以尋找值得回味和珍惜的片刻。這一年，除了感傷、震驚、恐懼、與幻滅，留下的只有不可知的未來。我們除了宣洩與憤怒、暴力與衝突、顛覆與毀滅，似乎看不到茫茫前路。我們將會如何踏入二十一世紀的第三個10年？我們是否正處於一次裂變的前夜？
2019年10月深秋的一個夜晚，在日本東京一家入住的酒店，我難得一次打開電視機，跳進我眼簾的畫面是英國倫敦的示威，西班牙巴塞隆拿的衝突，法國巴黎的烈火，智利聖地牙哥的燃燒，黎巴嫩貝魯特的抗議，伊拉克巴格達的憤怒，印尼雅加達的騷亂，中國香港的危機。這似乎構成了2019年橫貫全球的旋律。
港人迷亂中擁抱暴力
我們好像都在盡力狂歡，摧毀我們並不喜歡的現有的政治秩序、社會秩序，但我們卻無從知道新的秩序將如何在我們的眼前展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個20年結束之際，我們陷入了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所說的「失範」狀態，我們在迷亂中目睹社會的錯亂、失序；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價值、信仰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甚至瓦解，對此我們感到失落和無力。
而所有的這一切似乎都緣起於「恐懼」，真切和虛幻的恐懼在交織中已經無從理清，但這已不再重要，卻又左右了全球的每個角落：從掌控全球命運的政治中樞，到聚集於大街小巷的示威者們。這樣的恐懼主導了全球政治向極權和專制的轉移，衝擊了快速增強且相互依存的全球經濟合作鏈條，顛覆了我們篤信的未來發展的路向。民粹主義在全球的氾濫，徹底改變了現存的秩序和制度。而恐懼夾雜着幻滅，暴力成為主宰，無序成為常態，憤怒和絕望形影相隨。
這樣的恐懼和幻滅或許最好地描述了被稱之為「帝國邊陲」香港已持續六個月的動盪。這座曾經和平，且顯得如此溫文爾雅的城市，頃刻之間就被暴力和衝突所淹沒，而牽動整場運動的神經中樞就出於恐懼。民眾從最初對內地司法制度不信任的恐懼，擔心自己有可能被引渡到內地受到不公正審判的恐懼，進而挑起這座城市對「一國兩制」消失的恐懼，和對悄悄到來的2047年死線這個茫然不可知的未來的恐懼。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如此眾多的年輕人變得如此勇武，如此眾多的中產階級會接受暴力，甚至同情和支援暴力。恐懼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和仇恨之深已經超越了許多普通人可以理解的地步，但暴力和仇恨這個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也就走上了一條不歸路。這樣的恐懼甚至瘋狂般地衝擊我們所信仰的自由和民主的底線，以及扭曲我們的道德底線。曾幾何時我們不斷地在重複「血濃於水」的敘述，但這個我們曾經覺得理所當然的敘述卻是如此的脆弱。
港人失去身份認同
它是真切的，但也是不真切的。香港目睹了民主之路緩慢，民主願景遙遙無期。北京愈強調立法、司法、行政要緊密合作，香港人就愈擔心香港會變成內地一樣的城市。香港的年輕人和西方的年輕人一樣，在自由的環境中成長，自由對他們而言是與生俱來的生命的一部分。但這樣的恐懼也許並不真切，儘管憂心忡忡者並非少數，他們憂慮香港正失去以往的自由，正變成一個被嚴密控制的社會，在他們看來明天的香港將會失去昔日的光芒。
這樣的恐懼和幻滅並非單向。對眾多的內地人來說，香港回歸了，但他們卻很失望地看到香港人在回歸之後的心態並沒有發生質的變化，他們發現香港人不是自己人，他們根本不想做中國人。深圳河兩邊民眾的心理距離也因此愈來愈遠。讓北京更加震驚的是，在對這個「邊陲重鎮」恢復主權22年後，人心不僅未歸，而且人心愈離愈遠。而更大的恐懼和幻滅是，這裏可能成為顛覆中國政權的最前線，香港被視為新冷戰中的柏林。
香港成中美角力戰場
但2019年的香港不是1948年的柏林。
40年前在柏林牆倒塌之後未久，我來到了剛剛統一的柏林，第一次目睹這座城市分裂的印記和感受這座城市的無助。柏林曾經在美蘇兩國的對峙中成為無助的犧牲者。
1948年的柏林，美蘇之間的鐵幕在這裏成為現實，冷戰之後的第一次危機在這裏掀開。70年前柏林危機的啟幕，讓歐洲的分裂持續了40年之久，而西柏林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封鎖的困境。如果香港主動或者被動地重複這樣的歷史，那是香港的悲劇，香港必須抗拒這樣的未來。不幸的是，香港在2019年也已成為中美角力的新戰場。
而中美的對抗，也在誤解、恐懼、和幻滅的驅使下打開了歷史的一個新視窗，正在衝擊和改寫我們熟悉的國際秩序。
白宮主導的全球貿易戰，特別是華盛頓朝野上下一心視北京為頭號敵人，也建基於這似是而非的對北京的恐懼與幻滅中。美國時事評論家和專欄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最新一期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指出，美國跨越不同黨派、跨越不同界別的中國共識，「已將公眾的立場轉變為一種最本能的敵意」，但他從歷史的視角苦心勸告美國人不應如此恐慌。美國在獲取冷戰勝利的輝煌奇跡之後，面對毫無對手和競爭的國家已長達30年，高枕無憂，忽然夢醒，看到中國奮起直追、步步為營的戰略正成為全球唯一霸主的最大挑戰者。美國迅速架設起一道從政治、經濟、技術、軍事等層面，目標在於遏制中國崛起的全新包圍圈。而北京多年來不斷強硬的路線和威權政治又加深了美國的這一認知，而不斷展現的肌肉和顯耀的實力更令美國上下恐慌，在經濟上對中國早已不滿的藍領階層，在價值觀上不認可中國的普通民眾，和在與中國接觸戰略中獲益匪淺的精英階層一時之間形成了共識。
但北京的恐懼也同樣揮之不去，無時不刻都在擔心中國會成為美國顏色革命的下一個目標和受害者，而中國也從美國的一系列行為中找到了這個認知的佐證。美國愈來愈公開地加強與臺灣的官方聯繫和軍事合作，美國愈來愈直接地捲入香港的示威，美國對中國邊陲地帶的事務公開發出愈來愈多的指責和制裁，美國甚至肆無忌憚地威脅其他主權國家不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而這個清單可以繼續羅列下去。
「中美國」願景幻滅 冷戰翻版
這不僅僅是恐懼，而且還是幻滅。美國極其失望地看到，中國並沒有朝美國所希望的方向發展，成為與歐美國家一樣遵從相同價值的國家。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曾經信誓旦旦地說服美國人，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並因此接納市場經濟之後，中國將會更接近美國。但這一切非但沒有發生，而且還變得如此遙遠。
而中國也有相同的感受。中國對美國的幻滅遠超過當年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轟炸鏟平的羞辱，「銀河號」貨輪在印度洋被美國軍方強行登船檢查的憤怒。在這場貿易戰的烽煙中，北京早已看穿華盛頓在高科技領域全面圍剿中國企業背後的動機，看到「印太戰略」更有可能切斷中國經濟賴以持續增速的海上通道。中國在忍辱負重、韜光養晦幾十年，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聯合國會費的第二大貢獻者之後，卻總是遭受美國的種種阻攔，無法獲得應有的尊重和地位，甚至被排斥在世界權力的中心之外。在亞洲開發銀行，以及世界銀行希望獲取與其經濟地位相匹配的地位和發言權這一努力失敗之後，中國別無選擇，決定另起爐灶設立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曾幾何時，哈佛大學和牛津大學的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柏林自由大學經濟學家蘇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向我們展示了「中美國」（Chimerica）的新願景。僅僅十年前弗格森還認為中國人的儲蓄和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以及美國人的過度消費推動了全球進入難以置信的財富創造的新時期，而這個「中美經濟體」多年來佔據了全球經濟增長的一半以上。如果中國與美國脫鉤，「中美經濟體」便會終結。然而有趣的是，如今希望脫鉤的不是中國而是美國。或許理由都是同一個，那就是中國不斷增強的影響力最終會改變「中美經濟體」兩者之間的敏感平衡。對於白宮而言，啟動兩國脫鉤的終極目標就是切斷中國的崛起之路。而這次可說是重拳出擊，不僅複製當年斬斷日本崛起的戰略，而且是美蘇「冷戰」意識形態對立的翻版。
恐懼和幻滅加深了彼此間的猜忌和對立，美國的態度鼓勵了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中國的行為同樣加深了美國的敵意。但這場新的對抗已經不再是「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營的衝突，而是自由資本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的衝突。
原刊於港大ICB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裂變：走出恐懼與幻滅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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