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之戰似乎是暴民大敗，和平收場，但是涉及的數以百計中學生、大學生，應怎樣處理呢？
大學生是成年人，當然要負上刑責，別無推卸的藉口。有人要特赦他們，實在懷有特殊的政治企圖，以為可像「佔中」一樣，放過暴徒，以便日後重新策動另一場暴動。前車可鑑，香港社會怎可能容忍、縱容這些不受教化的暴徒大學生，讓他們暫時潛伏，謀求日後再起。
今次煽動中學生暴動的，不少是他們的老師，部分是從佔中或旺角暴亂脫身潛伏而來的。今次若能鎮壓動亂，不可能再埋下炸彈，放生這些暴民大學生，讓他們有機會在外力發動下東山再起。犯罪者，應判以適當的刑責，社會也會對這一代的大學生嚴加審視，認真看待。
對待暴徒大學生，社會不能姑息，刑責以外，也要他們賠償大學及社會的損失，不能讓他們不受認真的懲戒而安然脫身。對大學當局而言，這些暴民大學生觸犯刑法，應同時啟動大學的有關規條，他們在大學校園及社會各處的破壞，已違大學生的道德品格標準，可將之退學。當然，不是終生退學，而是讓他們退學後反思、改過，重新考試進入學校，重新開始。有大學校長說會為暴民大學生保留學籍，盡是糊塗之言。事實上，中大校長段崇智在這次中大災難性破壞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社會以及中大校方亦應向他追究，不可能讓他把持中大，繼續縱容暴民大學生。
至於中學生，一方面令人傷心為什麼會有數以百計未成年的學生參加暴動，且兇狠地破壞和攻擊建制呢？父母怎會養而不教？另一方面令人痛心他們不少是名校學生，學校教育並不缺乏，為什麼學校教育令他們變成這樣的兇殘暴戾？教不嚴，師之惰，今次卻是不少教師把中學生推出去示威和暴動，教師在旁鼓勵煽動。中學生參與暴動的罪責，應該更多的是由教師承擔。
讓這些參與暴動、定罪或脫罪的中學生返回原校，會有什麼影響呢？在不少學校，參與暴動的學生不是零星幾名，而是一批，他們悔改或不悔改，都會對僅是參加學校示威，或不參加及反對示威暴動的學生產生衝擊。當教師還是那批政治教師，學校不加以處理，這些學生回到學校裏，真的會被教育回守法重道的學生嗎？
我們不應放棄這些入歧途的中學生，因為他們未成年，難以負全責，但重新教育他們是一大問題。或許先決條件是整頓教師隊伍，清除政治教師，好讓其他教師不受政治干擾來好好做教育工作。
校長和高層捐出工資修復校園
中大之戰、理大之戰都是以暴徒們的失敗告終，遺下的是中大、理大設施的嚴重破壞，修復的費用當在千萬元以上，更不用說暴亂之時兩間大學損失的教研時間，和其後大學聲譽的挫傷。
兩個戰役都有大批中大、理大學生和外來中學生、社會青年被捕，即使捉不到所有參與暴亂、破壞的人，這些被捕者若被法庭證明有罪，便逃不掉損害破壞兩間大學財物的責任，連上走不掉的大學當局和兩間大學的學生會。在政府拘捕刑罰之餘，社會應對他們提出金錢賠償的要求。
大學當局有責，因為校長等縱容窩藏罪犯，且不止於今天，幾年前佔中時期已經開始，而校長們（中大現任校長、上一任校長和理大上一任校長）不是扮作無知視而不見，便是討好學生。結果這幾年的醞釀（實質是有人將大學生加以訓練洗腦作暴徒），形成今天的災難。大學校長及大學的高層管理人員說什麼以學生為本，卻製造出這麼多、數以百計的暴徒大學生，不需要負上任何責任嗎？
至少在修復大學損毀的設施時，政府應該不准大學動用來自政府的教育經費，大學應自籌經費來作修復，最好是有關的校長和高層們捐出他們一部分工資來支付修復。
兩間大學的學生會都是打砸燒的主謀和執行者，學生會有獨立的財政，因此亦應拿出來支付修復，抵償部分他們造成的損害。大學亦應嚴格監管他們，不准用大學空間來從事暴亂和非法政治活動。事實上，兩間大學的學生會只獲少數學生投票選出，代表不了大學的全體學生，但挾持學生會作出非法暴亂的行為，其他學生應該公開罷免他們，甚至循法律途徑控訴他們亂用學生會的名義和資源。
至於被捕又證實有罪的中學生與社會青年，不可能單負刑責便可脫身，社會及大學應該起訴他們對大學公共資產的破壞，要求他們賠償，成年者由他們自己負責，未成年者由他們的父母負責，因為養不教是父母之責。這些父母實際上是放縱子女打砸燒，怎可以不承擔賠償。這些暴徒大學生、中學生和社會青年以被定罪的作為依據，全體一起分擔兩間大學毀壞的修復費用，無錢便破產，或以坐牢代替，這是冤有頭、債有主，香港社會便是這個主。
若能訂立這樣的原則、標準，其他大學的破壞亦應按此原則來索取賠償。中資企業和其他商戶、商場亦可針對定罪的有關暴徒，要求賠償損失和修復費用。有法必依，有責必究，這才是法治。沒有這樣嚴格的法治，民主只是建立在浮沙之上。
原刊於《東方日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