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社近日舉辦五周年論壇暨慶典，邀請多位政商界及學術界權威人士聚首一堂，探討中美博弈下的香港新出路。第一節討論環節邀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先生、香港津貼中學議會執行委員會主席潘淑嫻校長，以及香港教育大學公共行政學研究講座教授、運輸及房屋局前局長張炳良博士，討論具有前瞻性。小組討論由資深媒體人陳景祥先生主持。以下為聶德權的發表內容摘要：
過往政府官員遇到問題時就推出政策作解決方案，在今時今日是行不通的。今時今日政府應該去知道問題的成因，都盡量拋出來，經過社會充分討論，才能疏理出路。這是在幾個月看到的其中一點。
目前社會分裂的環境裏面，要講「香港前瞻」這課題不容易的。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一國兩制。
如果從回歸22年來說，香港在政治社會經濟各方面，有不少的建設和起跌，但總體來說，我們看見的是繁榮穩定、法治、廉潔、安全指標都是位居前列。經濟總體上穩定發展，常時間維持全民就業。香港是全球最自由最具競爭力經濟體之一。所以從指標上的現象看，我們可以看到一國兩制在香港是成功落實的。
過去四個月發生的社會事件，起源於修訂《逃犯條例》。只要我們想一想，修訂《逃犯條例》爭議本身，正是與一國兩制息息相關。試想想，如果香港是一國一制的話，根本不需要移交逃犯引渡機制。就是因為一國兩制，既然大家同屬一國，兩個司法管轄區建立逃犯移交機制是自然不過的事。亦因為兩制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問題。
香港政策與一國兩制緊密相連
我負責的政策範疇包括政制和內地事務。普選行政長官、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都是與一國兩制緊密相連。
在一國兩制原則下，行政長官由中央任命，向中央負責。但同時間，行政長官向香港特區政府負責。普選行政長官一定要謹守一國兩制原則，按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的決定推行。政改如何得到中央的同意，香港市民又普遍支持，這就是關鍵所在。
粵港澳大灣區與世界其他灣區相比，潛力之所以大，是因為有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與大灣區內地城市互相配合，優勢互補，發揮巨大潛力。如果香港一國兩制發展得好，有利大灣區發展。換句話說，大灣區發展得好，證明一國兩制發揮得好。
我相信一國兩制是社會上普遍的廣泛共識。過去22年的經驗告訴我，不同的人對一國兩制存在理解不同。一國兩制是否成功落實有不同的觀感。有人認為一國大於兩制。有人擔心香港核心價值被侵蝕，甚至被破壞。亦有人擔心一國兩制在2047年後會消失，會被一國一制取代。
另一方面，有人覺得過去22年政府在一國的工作做得不好，沒做好人心回歸的工作。一國兩制是前所未有的新制度，所以想前瞻未來時，一國兩制將來應該怎樣走。我有三個重點。
一國兩制是國家長期國策
第一，一國兩制是國家的長期國策，並不是維持香港平穩過度的妥協安排。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構想在一國的基礎上包容和尊重兩制的差異。特別是兩地的生活文化、社會制度、法律制度等的差異。
一國兩制一方面維持香港繁榮穩定，市民安居樂業的制度安排。同時間兩制的差異帶來一個優勢，就是有利於國家持續改革開放。正如國家主席習近平所言「不斷推進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是中國夢的重要組成部分。」香港今日的發展全靠高效的市場運作，多元化的國際聯繫，可以將國家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有利全球競爭。
中央經常說一國兩制是國家的根本利益，是國家發展的長期策略。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是國家和香港人共同利益。所以如果一國兩制一直在香港成功實踐，香港繼續為國家作貢獻的話。50年的承諾期過後，一國兩制根本沒有改變的話，不需改變。
透過互動溝通收窄分歧
第二，一國兩制的實踐是一個互動的過程。因為一國兩制的核心是堅持一國的原則，尊重兩制的差異，維護中央的全面管治權，但同時特區亦有自治權。
如果它是新生的事物，就一定在探索中前進。所以如果大家對一國兩制有不同期望的話，對落實的情況有不同觀感和看法的話。只要透過互動溝通收窄分歧。暴力抗爭不會帶來共識和改變。所以我認為只要堅持一國的原則和尊重兩制的差異，我們可以透過溝通、良性的互動，妥善處理各式各樣與一國兩制有關的問題。
不應對立香港人與中國人
第三，有關個人身份認同的問題。我想大家都留意到有調查顯示，近年來香港市民，特別是年輕人，比較多強調自己是香港人，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下跌。其實我們想一想，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本身是否有衝突？不應該將兩者對立。
如果市民對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下跌，我們需要關注。所以要一國兩制持續成功落實的話，我們大家同時對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要高度認同。一方面香港要承擔一國原則的責任，就是國家主權、安全、法治、利益。另一方面，同時發揮好香港一制的特色，包括我們的核心價值。所以當年輕人對國民身份認同有一個大問題和落差，成因很複雜。
換位思考 切實解決深層次的問題
要解開這個結，我們不要只怪責任何一方，要換位思考，切實解決深層次的問題，化解誤會。起碼透過雙向溝通，讓香港年輕人和市民多認識和了解國家的發展。同樣地，內地同胞和官員多了解香港的制度和情況，這才能累積互信，才能達到香港人和中國人的身份同時間認同。
所以我剛才講的三點。我對一國兩制前景充滿信心，因為中央、特區政府和香港市民最終的目標其實是一致的，都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所以一國之下的兩制不但能兼容，更是相輔相成，因此兩制的差異亦會得到尊重。這是一國兩制的原意。
對於今日街上暴力升級的抗爭，大家都很憂慮。示威者認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情況，與心中的期望有落差，覺得和平理性的溝通好像沒用。我要問一個問題：要化解分歧和矛盾，暴力違法的行為會令解決問題的難度會增加還是減少？要落實一國兩制的時候，爭取中央政府的理解，或者中央理解香港的情況會變得容易還是困難？
和平理性的溝通未必於短時間取得成果，但至少有機會。透過暴力抗爭達成的機會肯定是零，而且代價很大。
美國對中國有強烈負面的看法
陳景祥：美國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政府官式地回應遺憾。聶局長，這對香港有何影響？
聶德權：美國眾議院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但程序上仍需參議院通過，通過後才給總統簽署。
但你們看到的是，過去美國無論政府、議會、民間，整體上都對中國有一種比較強烈負面的看法。中美之間無論在貿易、科技，都出現不少矛盾。這是大局。我看到的是法案向美國政府施加壓力，因為要求每一年就香港高度自治執行情況製作報告。這可作為手段施加給美國政府。美國與中國討論利益和矛盾上，多了一個手段和棋子。
站在大的局面，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基本法》在人權自由的保障是很清楚的。我說香港是很自由的地方，沒人會質疑。相反，自由的代價需要的責任、約束。
推動民主的過程裏，普選行政長官是《基本法》寫明的最終目標，但要落實需要經中央政府、行政長官同意，以及立法會三分之二的議員贊成才能通過，即是需要香港普遍的支持，關鍵是要與中央政府討論，必須要中央政府溝通和互相了解。
過去香港發生的事件，很多抗爭最後令到溝通和理解變得困難還是容易？距離我們的目標變遠還是變近了？每一個香港人，每一個熱愛香港的朋友需要在平靜、理性、冷靜的情況下，真的要好好地商量。
年輕人應有全球的視野
沈祖堯：局長，我比較關心年輕人的出路。年輕人覺得將來十分黯淡，尤其經過今次反修例運動之後，覺得將來很難立足於香港，難以找到好工作。你提及大灣區的發展將會有利整個地區發達，甚至乎是年輕人的出路。但我看到的是香港年輕人對大灣區有保留。
想問特區政府，過了反修例運動，有什麼措施給年輕人，令他們覺得還有希望和前途呢？
聶德權：這是一個大問題。關於年輕人的出路問題，我經常跟年輕人說，我們的眼光不要停留於香港，亦不要只停留於內地，應該有全球的視野。
關於身份認同的問題，我們是香港人，但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都是中國人。我知道身份認同是一個大挑戰，尤其是年輕人。這是我們政府需要做的工作，需要了解年輕人的特性。年輕人最不喜歡被人指點工作，因為有反叛心理。我們能否創造環境，鼓勵他們去闖。
我從來沒有說過年輕人一定要去內地大灣區才有希望，只是說大灣區一定有很多發展的空間，給每一位香港人一個選擇。他們探索、了解在當地發展是否適合自己。年輕人做的是走出第一步，能夠開放一點去看，去感受。政府不強逼他人去跟着設計路程走，是你自己走，自己看，這是你的體驗。當你作出判斷後，決定是否在當地發展。我覺得社會需要這樣與年輕人溝通。
國家的發展帶給香港很大的機會。年輕人覺得「灰」（不看好），我要問清楚為何他們會「灰」，了解問題所在。這需要多溝通。校長、專業人士的經驗分享很重要，政府的責任去制訂合適的政策，創造合適的環境，讓年輕人去了解和探索。
香港前瞻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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