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介明：40年來中國教育的發展與挑戰

改革開放40年，中國內地教育取得不少成就。教育部長陳寶生在〈中國教育：波瀾壯闊四十年〉（刊2018年12月17日《人民日報》）指出，從1978年到2018年，中國學前教育出現跨越式發展：小學、初中基礎教育全面普及；高中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邁向普及，以上均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發展速度驕人。到底實情是否如此？香港公開大學5月8日舉辦「中國教育四十年：發展與挑戰」講座，由公大教育及語文學院院長張國華博士主持，香港大學榮休教授程介明教授作專題演講、港大教育學院副院長楊銳教授參與討論，分享他們對中國教育發展的意見。

中國內地的基礎教育達到100%的入學率，一些發達國家也未必能做到。（Shutterstock）

由教育落後到PISA奪佳績

一開始，程介明教授便指出，他的演講有一個副題：「教育發展的中國故事」。他首先談到自己與中國教育的淵源，比改革開放還早。「我家裏有一些文化大革命時的課本，那時候，物理課本只講『三機一泵』，即電動機、發電機、拖拉機和水泵。」

程教授回顧40年來中國教育的發展，坦言變化很大。「變化最大的是高等教育，大學生由86萬增至3300萬；來華的留學生，由1200人增至48萬。今天中國教育有幾個特點，值得大家留意：

「一、全民入學率達到100%。在中國，由於政府介入（教育），因此入學率很高；

「二、學生成績：2009年，上海學生首次參加國際學生能力測試（PISA），即取得優異成績。中國學生被認為在提取、分析和應用知識方面最高，與日本、韓國和越南屬同一類型，但在學習的興趣、動力和愉快程度方面卻偏低。

文革時期電影《決裂》反映大學招收工農兵學員，片中主角、「抗大」老幹部龍國正高舉年輕農民長滿老繭的手說：「這就是資格！」（《人民電影》1976年3月號封面）

今日北京大學畢業生在校門外合照，反映中國高等教育追上世界的步伐。（Shutterstock）

由招收工農兵學員到爭大學排名

「三、高等教育恢復後，開始時集中國家力量，優先發展北大、清華、中國人民大學、復旦、交通、同濟等大學，次第發展其他大學和大專院校。這些經驗，很多國家在學，印尼學，馬來西亞學，連德國都來學。大家覺得，集中資源或能令一些大學『跑出來』，即在大學排名榜的位置高一些。

「四、教師教學方面，每個科系設有教研組，這種集體性質的專業發展，別的地方找不到。

「五、然而最重要是總體的改革，許多國家覺得很難做。在美國有許多學者從事突破創新，精彩紛呈，但是沒有辦法推廣到國外。

「文革10年，中國內地基本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大學，有的都是「工農兵學員」。至於英美，有一次，我問一位高級英國（教育）官員，問他任內最自豪的是什麼？他說”Phonics”（拼讀），他的眼界就是這樣。在美國，很多老師會說test scores（測驗成績）或3Rs（讀、寫、算），最近他們關注什麼？School shooting（校園槍擊案）吧？

學習是人類天性教育卻不是

「中、日、韓、越等亞洲國家，過去十多年在教育改革方面投入很多，但每每在『公開考試』的問題上遭遇瓶頸。在日本，75%大學，包括主要的大學，招生都是用同樣一種測驗，到目前為止主要是多項選擇題，層次很低。大學也不想搞得太複雜，以免搞亂招生程序。中國則仍在努力，希望在高考等方面減輕同學的負擔。」

程教授認為，學習是人類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只是人類為自身設計的一種學習體系，「我們現在的學校基本上是西方傳過來的，在這之前，中國的教育是科舉，其實科舉不是教育，它是用來選拔官員的。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則有佛教教育，老撾有四成的基礎教育是在佛教學院念的，除了佛經外，還有語文、英文、數學、科學等內容。而在中亞的伊斯蘭教國家，清真寺旁也會有回教學校，念的除了《可蘭經》外，也是語文、英文、數學、科學。也就是說，教育是帶有時代特點的，它包括了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等內容，若在新時代沿用舊的一套，教育便會過時。」

從一技傍身到「用非所學」

程介明指出，在工業社會，教育是瞄準就業的，所謂「一紙文憑，一技傍身」便可以「一帆風順」，但在今天的後工業社會，往往是「用非所學」，以香港大學來說，除了醫學院畢業生幾乎必會當醫生外，其他的院系均「失守」：「工學院有35%畢業生沒有進入相關行業，法律學院也是如此，其他不管是念歷史、念生物，都是從事金融業為主。」轉工、轉行、間歇就業已是司空見慣，創業自僱、同時從事多個行業，甚至「主動失業」的都有，所謂「對口就業」，狹窄的人力資源供應，已經不可能成為教育的目的！

遺憾的是，設計教育、從事教育的人，在全世界範圍內，「大部分都仍然停留在工業社會」。程教授認為，中國是探索人類教育下一步最好的地方。

杜威來華洋為中用教育變革

他解釋，儘管學習是個人的事，教育卻是社會的事，處理社會與個人之間的關係，是教育的核心問題。「我覺得用這個來看中國教育，會看出另外一種圖景：

「中國傳統的教育，剛才說其實不叫教育，可是唯有這樣，才與教育比較相近。科舉的基本套路，就是『十年寒窗，一朝成名，拜為宰相，招為駙馬，衣錦還鄉』，特點是：

（一）相信勤奮，不相信先天條件；

（二）不必顧慮個人出身，只要努力就行；

（三）科舉是「公私兼顧」的「套餐」（package deal），它既能選拔人才，服務社稷，達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想，同時又能滿足個人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慾望。這裏也可看出，西方人的基本思路是「找方向」；中國人的基本思路則是「找平衡」。

中國要到二十世紀初才出現西式學校，今年也剛好是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訪華100周年，他1919年來華，在中國講學、遊歷了兩年多，有很多著作，中國教育界名人如胡適、陶行知等都直接或間接受他影響。當時的想法是「洋為中用」，即西方的智育給合中國傳統的德育，但五四運動還提出「德先生」，即西方的民主，但德育和民主並沒有成熟的融合。

從集體主義到市場經濟

「總的來說，1949年之前，我們有教育全民之意，如陶行知他們提倡的，都是適合全民教育的，但卻沒有全民體系之實，當時政府也沒有這個魄力。1949年以後，提出五年計劃（1953），實行計劃經濟，教育也納入全民體系，各部門的人才需求，變成教育的產出，畢業生的工作分配，依從集體主義原則，即『集體利益放在第一位，個人利益放在第二位』，這是個人與社會關係的一個極端，即國家的需要淹沒了個人欲望。

「改革開放後，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方面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需要，另一方面是市場經濟的個人利益，哪一個比較多？很難說。然而也可能出現另一個極端，就是個人慾望掩蓋了社會需要。這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呢？不僅中國，所有教育體系都會出現這樣的問題。而這種「大我」與「小我」、公與私、中央與地方、劃一與多元、收與放的矛盾，將不斷出現在中國教育體系的情境中。

程介明教授提到杜威《經驗與教育》一書中的幾句話：” Those who are looking ahead to a new movement in education……should think in terms of Education itself rather than in terms of some ‘ism about education, even such an’ism as progressivism.”（「展望教育發展新方向，應該思考的是教育本身，而不是思考什麽『主義』，包括所謂『進步主義』。）意思是說，研究教育發展，首先就是要研究教育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