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正義是否一個值得關心的問題？回答這問題的最好方法莫過於透過認真思考一系列影響全球無數人的逼切問題，例如：貧窮、貿易、氣候變化等，看看道德觀點可以如何幫助我們理解這些重要的國際政治問題。如果在過程中我們能在知性上有所得益，令我們的道德關懷更為敏銳或改變我們生活中的一些選擇，則我們可以毫無保留地說全球正義是值得關心的問題。不過，本章會先回應一些對全球正義的質疑，從而指出道德觀點在理解國際政治問題上的必要。在國際關係的研究中，政治現實主義（political realism）是顯學，而從這種觀點出發，全球正義只屬空中樓閣，其意義最多只能是知性上的遊戲。的確，如我們相信國與國之間的政治只是一場恃強凌弱、以眾暴寡的權力鬥爭，或者信奉所謂「強權即公理」（might is right），那麼全球正義問題根本無從談起。
而在修昔底德（Thucydides，公元前460-411）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中，我們已可以見到政治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idealism）的辯論。在公元前431至404年間，雅典（Athens）和斯巴達（Sparta）為爭奪希臘世界的霸主地位而大動干戈，期間波及不少城邦。在戰爭的第16年，雅典準備攻打弱小的彌羅斯（Melos），在戰前派代表到彌羅斯希望逼使彌羅斯人投降，但遭拒絕。這就是著名的《彌羅斯人辯論》（Melian Dialogue）。在這場「辯論」中彌羅斯人採取一種理想主義的觀點，透過訴諸公義和眾神說服雅典人放棄侵掠計劃。他們認為正義、和平和自由（尊重各城邦的政治獨立）等原則是合乎所有人（包括弱者和強者）的利益，因為強者不能永遠維持強大。相反，雅典一方則建議彌羅斯人應放棄不切實際的道德原則而考慮當前的形勢，臣服於雅典而避免滅亡。雅典的代表有一句言簡意賅地表達了政治現實主義的精髓：「正義的標準是同等的強逼力量為基礎的……強者能夠做他們有權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們必須接受的一切。」雅典人的觀點是，正義只適用在實力旗鼓相當的國家之間，一旦雙方實力懸殊，那麼談正義就是多餘的。中國的先秦諸子中亦有人提出政治現實主義的觀點：韓非子（公元前281-233）就曾言：「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韓非子‧八姦》）這句說話跟雅典人在《彌羅斯人辯論》中的觀點可謂如出一轍。所謂弱國無外交，古今皆然。2014年6月12日，有3名以色列青年在西岸地區被綁架，以色列於是以反恐和打擊哈馬斯（Hamas）為名，大規模空襲加沙地區，並發動地面攻勢，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傷亡，連聯合國所辦的學校和醫院亦不能倖免，死傷枕藉。其實以色列在過去幾十年內不惜多次違反聯合國決議侵佔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肆意擴建殖民區，甚至在2005年開始以保護國家安全為理由封鎖加沙地區，造成嚴峻的人道危機。以色列多年以來的軍事行動顯然已超越自衞的需要而對巴勒斯坦平民帶來非常巨大的傷害，而巴勒斯坦力量單薄，其國家地位甚至不被承認。美國雖然經常以人權捍衞者自居，但面對以色列侵害人權的行徑，往往沒有任何實際行動，甚至沒有停止向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而以色列更是有恃無恐。面對此等慘劇，我們自然有理由質疑全球正義是否一個可以有意義地討論的問題。
20世紀國際關係研究的權威學者漢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1904-1980）在其經典著作《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之中，就開宗明義地說：「國際政治跟所有政治一樣都是權力的鬥爭。」（“International politics，like all politics，is a struggle for power.”）
摩根索便認為要理解不同國家在國際領域中的行為，就必須要理解人性中趨利避害的普遍傾向。由這種對人性的理解出發，國際政治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利益爭奪，因為不同的國家都要想辦法追求各自的國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各國的利益不可能調和。例如英國的歷史學家、外交官及現實主義者愛德華‧卡爾（E. H. Carr，1892-1982）就在二次大戰前夕明言不同的國家和個人會因為利益衝突而產生對立，那些宣稱自己可以推動普遍利益（universal interests）的政客，實際上只是以此為名去謀求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