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圖片：魯迅（上海外語大學圖片）
1927年，中國文壇巨人、新文化運動大旗手魯迅先生先後三次到過香港。其中一次到港是2月，2月18日和19日連續兩天在上環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演講。
儘管這兩次演講被譽為是香港新文學開端的催化劑，但由於殖民地政府的有意冷落和現在特區政府的不重視或者無知，官方從沒有在公開場合提過這件事，因此，香港很少人知道有這兩場演講。在魯迅訪港90周年之際，筆者整理了一些當年報紙報道和根據魯迅日記以及學者的研究資料，還原魯迅當年在香港情况。歷史就是那麼巧合，魯迅演講的青年會所處的必列者士街，曾經是孫中山每天出入的街道，短短一條幾乎名不見經傳的小街，竟先後出現一位政治革命家和一位文學革命家。
在香港的演講
1927年，香港文化界仍奉舊文學為主流，前清遺老仍掌控香港大學中文系，熱愛中華文化的金制軍（金文泰，時稱港督為制軍）提倡讀四書五經和尊孔，常與遺老舞文弄墨；面對挾著文學革命家、思想家大名來港演講的魯迅，此地舊文化元老們當然不快，魯迅本人也感受到殖民地政府對他施加的壓力。魯迅回國後在〈略談香港〉中說：「 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我去講演的時候也偶然提起元朝，聽說頗為『×司 』所不悅，他們是的確在研究中國的經史的。但講講元朝，不但為『政府』的『×司』所不悅，且亦為有些『同胞』所不歡。我早知道不穩當，總要受些報應的。」魯迅文中所指的「×司」，應該是負責審查報刊內容的華民政務司署，「政府」應該是指殖民地政府。他所說的「老生常談」對當時香港的守舊派來說當然不是「常談」；他第二篇演講稿多次提到中國歷史上的多次外族入侵，這更是殖民政府絕對不容許「常談」的。因此，魯迅說自己早知不穩當，最後便受到以下報應：第一篇講稿在報紙刊登時被大量刪節，第二篇講稿更被香港報館編輯扔到字紙簍裏！
1927年，由地下共產黨發動的省港大罷工結束不久，金文泰接手執拾大罷工帶來的殘局，對於香港報紙的政治言論倍加關注，對思想前衛的魯迅自然特別留意。華民政務司署的新聞檢查官員稍作暗示，報館負責人便「識做」。以前要看這兩次講稿的全文只能往《魯迅全集》裏找，現於網上可讀到。盧瑋鑾教授早年已把這篇在香港「消失」的第二場講稿全文刊登在她的《香港文學散步》。
魯迅應香港青年會邀請於2月18日下午從廣州抵港，同行的還有許廣平。當天晚上魯迅便在青年會作了第一場演講，題目是《無聲的中國》；翌日下午再在青年會作第二場演講，講題是《老調子已經唱完》。由於他的浙江紹興口音很重，兩次演講都需由許廣平即時傳譯為廣州話。據報紙報道，兩場演講座無虛席，六百多人把青年會禮堂擠得滿滿，但其中有多少座位是給有勢力人士佔去就不得而知。盧瑋鑾說，《無聲的中國》在當年的報上刊出了，但《老調子已經唱完》可能內容太敏感，香港報館沒有刊登。她說：「這文章（老調子）長是長了些，但現在讀起來，慢慢細味，不禁驚訝：文章不老。魯迅用刀一般的筆觸，直剖中國文化和國情。」翻看魯迅的演講稿，他在第二場演講中指出：「凡老的、舊的，都已經完了！這也應該如此，雖然這一句話實在對不起一般老前輩，可是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在文學上，也一樣，凡是老的和舊的，都已經唱完，或將要唱完。」魯迅從宋朝講到滿清的外族入侵，他說中國的老調子總是唱不完，老調子在新來的外國主人眼裏又見得新鮮了，於是又唱下去，還是八股、考試，做古文、看古書。接着，魯迅說出問題的核心：「中國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換來的。無論中國人、外國人，凡是稱讚中國文化的，都只是以主子自居的一部分……保存舊文化，是要中國人永遠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魯迅選擇在香港這塊殖民地對中國舊文化作出如此嚴厲的批判，當然是意有所指，他要說的是：外國人尊重中國的舊文化，不過是想利用它作為統治工具而已。金制軍金文泰看到這裏，能咽下這口氣嗎？
畏途香港
魯迅在港兩場演講的內容，已可在網上搜尋得到，筆者在此不贅。從魯迅事後的〈略談香港〉一文知道，魯迅1927年2月香港之行感到不愉快，但令他感到羞辱的是同年9月第三次到港的遭遇。根據魯迅在〈再談香港〉記述，之前兩次到港已視為「畏途」，1927年9月28日第三次路過香港更被華人警察上船藉口「查關」恐嚇、勒索收賄。魯迅形容事前已獲朋友告知香港警察上船查關的威武，「非罵則打，或者要幾塊錢」。他這次帶了很多箱書，船第一天泊岸相安無事，第二天出事了。兩個穿深綠色制服的同胞手執鐵籤，喝令魯迅打開書箱。他們把箱子的書籍倒出翻攪一通。之後，他們又要看第二箱，原先打算不給黑錢的魯迅問：「可以不看麼？」對方回應：「給我十塊錢。」魯迅還價「兩塊」，對方不肯，繼續開箱。雙方討價還價，魯迅從兩塊加到五塊，對方由十塊減到七塊，不肯再減，此時箱子已開了一半，魯迅就任由他們開下去，對方見不得逞便離開。魯開始執書時，突然又有兩個華警說要查艙房，他們開口要十塊錢，跟着便在房裏翻箱倒篋，把雜物倒出來，忽然在桌上看見一把小刀，便「屈」魯迅藏有兇器，魯迅不就範，後來見對方要打開收藏文稿資料的箱子，魯迅唯有把一包共十元的硬幣拿出來，事件才得以解決。可憐中國文壇巨人竟然在香港受到如此對待，難怪魯迅對香港留下極壞印象。
然而，魯迅90年前在香港的兩場演講給香港留下瑰寶，激化了香港新文學的開端。有文學評論家認為，魯迅演講後至30年代，香港的報紙、雜誌和文學作品多用了新文體來創作，加上那段時間多了南來文人，使香港成為文化重鎮之一。
革命者之緣
魯迅當年演講的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位於上環必列者士街51號，小禮堂還在，但已改做庇護工場。筆者日前到訪青年會，見一批精神康復者和輕中度弱智人士在禮堂內做一些簡單的工作，當年魯迅先生和許廣平女士在講台上滔滔不絕的演講和翻譯，沒有留下半點痕跡。幸好，青年會正門入口的小牌匾上還刻有「1927年，著名中國作家魯迅曾於會所內演講」，簡單一句，總算有個交代。筆者在文前說過，短短一條必列者士街先後出現了孫中山和魯迅兩位革命家和思想家。必列者士街2號是公理堂舊址（現正改建為香港新聞博覽館），1883年孫中山在公理堂受洗，之後三年他在附近的中央書院讀書，便一直寄宿於公理堂內。幾十年後，魯迅在街尾的青年會演講。孫中山比魯迅大15歲，兩人日後都成為神級的歷史人物，如果這兩位巨人穿越時空有機會在這條街相遇，他們談話的內容定必很精彩。兩人始終緣慳一面，但魯迅很敬佩孫中山。1926年，孫中山逝世一周年，魯迅撰文悼念：「中山先生是一個全體、永遠的革命者。無論所做的那一件，全都是革命。無論後人如何吹求他、冷落他，他終於全都是革命。」魯迅一生追求的也是這種「完全革命」的生活，不同的是，孫中山致力政治革命，魯迅追求的是文化上思想上的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