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罰與管治

我在1970年9月開始出任小學老師，大概6年後晉升主任，專責訓育工作，當時擔任訓育工作的教師多兼有一份苦差事，就是向違規學生施以打手掌的體罰。按當時規定，校長可以授權校內一位老師向違規學生施以體罰。

 

每天小息後（當時我任教下午班，每天有兩個小息），或放學後，我總有一些專責的任務，就是「打手板」。在特定的地方，有不少的學生會排隊，手持紙條，上面寫了日期、姓名、班別、受罰原因、老師簽署，最重要的是寫上「每隻手打幾多下」。我做這份工作時有些尷尬，心裏很不舒服，我好像是一個處罰小孩子的機械人，打手板的機器。為了加入教育元素。我總會花一些時間與學生談一會，分析他們受罰原因，被罰是否合理，若有悔意的酌情減刑。女生是不能打手板的，我總會找些說詞放過她們，或以罰站、罰抄代替等。這樣的每天小息及放學後的休息時間比一般老師少了很多，或許這便是晉升主任的代價吧。

 

 

其實我並不認為體罰是管教學生的好方法，記得在教育學院上課時，導師們都指出體罰或暴力有很多副作用及後遺症，包括影響智力發展及社交能力。有一個實驗這樣說，給一群小孩看了一些暴力與打架的影片片段後，當他們遇到爭執時（例如搶玩具或糖果），他們用暴力方法去搶奪或保護自己的利益的頻率會大大升高。日子久了，暴力成分也會愈趨嚴重，導師告誡我們要切記這點。身為三個子女的父親，記憶中不說體罰，高聲喝罵也是很少有的事，就算偶一為之，事後心中也是十分懊悔。但校內的老師不少卻不是這樣想，棒下出乖兒的想法在七十年代還頗流行，尤其是老師心目中的頑劣分子，每天都來見我一次的大有人在。多年後見到校友，我差不多都會問他們一句：「你俾我打過未？」。他們大多哈哈笑回應有或冇，被打過的對我也沒有十分怨恨，這感覺令我聊以自慰。

 

 

1980年起我出任小學校長，從此我脫苦海了，因為我沒有授權其他老師向學生施以體罰。間中有頑劣不堪的，我也多以罰站、罰抄代替打掌心，教導不是一天半日的事。暴力阻嚇只能收短期效果，同時得不償失。終於，破壞師生感情的苛例在1991年廢除了，教育當局頒令自1991年9月起，老師不能向學生施以體罰。最近上法律課時授課的律師笑問這規例有何漏洞，我們不解之時，他笑說校監、校工未被禁止，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記得1991年時我在屯門一所小學擔任校長，老師們得悉廢除體罰時都顯得憂心忡忡，我解說「不算什麼，事實上我校也很少體罰學生」，他們說擔心的是沒有施行體罰與不能施以體罰是有差別的，我的想法並不一樣，不能施行體罰其實是一種保護。其一，師生關係會較融洽。其二，也不怕體罰時錯手打傷了學生。雖然家長們口口聲聲叫老師多打幾下也「冇相干」，但萬一有紅痕時的說法便會「變樣」。

 

 

老師不能施行體罰，家內的情況又如何？報載城大應用科學系與明愛青少年及社會服務合作，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初訪問六所小學共542名小四至小六學生及978名家長。受訪學童中62.5%承認過去一年遭父母身體暴力管教，當中31.1%稱被虐待，如以皮帶、棍等打屁股以外的身體部位，另外六成受訪者指受一般體罰。受訪家長方面，分別有64.4%母親和54.3%父親承認曾體罰子女，包括用手打孩子的手腳或屁股。

 

調查又指出60.5%學童稱遇到精神暴力，42.9%學童感覺被疏忽照顧，71.9%母親及62.5%父親承認曾使用精神暴力，如喝罵子女是「蠢蛋或懶蟲」。而原因是父母誤以為體罰是教導的好方法及作為情緒上的發洩。報告顯示，父母體罰子女較本港2011年同類研究高18%，亦較美國同類研究高13%。記得港大在2006年亦曾有類似研究，得出兒童受體罰率為44%。事後提出應立法制止父母體罰子女，但時至今天還是未有實現。我覺得政府當局應正視近年家庭內體罰比率是否趨升，若是，原因及防治方法為何？最近多天的晚上，看見警察與市民或不同意見的市民間在肢體上的衝突愈趨嚴重，心裏擔心，因暴力行為會被模仿、重覆出現及升級的。父母應重視與子女的關係，兒童也不應接觸或模仿暴力行為，若新聞報道裏長期重播暴力衝突畫面，影響也可以是很大。

 

以上種種令我反思掌握權力的成年人應怎樣與下一代相處，以身作則，理性對話，透過教育潛移默化勝於强權壓制。暴力行為只會引來更多叛逆的回響及模倣，其禍無窮。